心得：第六屆「性別與醫療」工作坊

心得：第六屆「性別與醫療」工作坊



◎洪靖



今年，「性別與醫療」工作坊已經堂堂邁入第六屆（註一），而我，卻是第一次參與。因此，在不與前幾屆比較的情況下，說說我的感想。



從主辦者（呂宗學，成大）與籌備學者們的對話當中，大概可以知道，這次的工作坊似乎是一個「擴大戰線」的行動與嘗試。大概可以分兩個層面來看：一是引入新的議題（外籍新娘、政策問題），二是與公衛進行結盟。



在第一個層面上，我想，這確實是將知識「實踐」的具體行動，無論是STS、性別、還是女性主義研究，如果光說不練，大概很難打入社會的各個層面，尤其是這些研究所關心的對象、群體。打開象牙塔，走入人群、介入社會，或許才是這些研究領域的最終關懷。在「外籍新娘」的討論議程當中，許多與會者對於發表者的質疑，大概都突顯出了一個問題：國家政策的實行，如何盡可能的公平？如何將它對社會的切割、對某些群體的排除，降到最低？也就是，如何在一個政策成形前，就考慮到它可能帶來的「政治性」？從這些質疑，我們不難看出，具體實踐與紙上論述確實有些距離，還需要更多挑戰與投入。另一方面，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研究領域的「反身性」。「知識與權力」一直是這些領域專心致力去挑戰、拆解的問題，但是這些研究者卻從未忘記，當他們自己成為「施展權力的主體」時，他們應該有的謙卑與反省。如果我們忘記反省自己，那麼，這些經由我們默認、同意所產生出來的政策，或許對這些外籍新娘（甚至外籍勞工）毫無用處，他們還是一樣處於被剝削的狀態—這不過是一種「境外殖民」吧！



而第二個層面，或許正是達到第一層面目標的途徑和方法。性別與醫療已經算是長期共同作戰的盟友，而公衛似乎是第一次被納入戰線當中。這個嘗試，確實讓我們感受到了不同領域間的「緊張關係」。從 呂宗學的「說錯話事件」（註二）開始（當天結束前，他還自嘲被批了一番）、公衛學者報告時出現的一連串統計數據、大部分聽眾對於公衛報告的不踴躍（或許是因為意興闌珊，或許是因為聽不懂）、一直到墮胎思考期的「三天」爭議（公衛學者說：(5＋1)÷2＝3，還算合理的折衷），都在在顯示出，不同研究領域在「思考風格」上的差異（這裡用的是Ludwick Fleck而非Kuhn的說法，是因為從「典範」、「科學社群」的角度看來，彼此穿越、結合的可能性似乎不高）。當然，我們不能以一句「方法論不同」輕輕帶過。如果公衛學者甘冒以「少數人」的危險加入這個陣營，或許，我們作為人文學者，也應該試著接觸、理解、甚至學習統計學方法。以這一次的公衛相關報告看來，論點大多建立在統計「量」上的關係，而未對做為數據來源的「質」進行深入的探討。根據我過去在「分析化學」（analytic chemistry）所學到的觀念，「定量」必須建築在「定質」的基礎上，否則再多關於「量」的測定都不會有意義，而若僅僅致力於「定質」的工作，則永遠無法得出該化合物與其他化合物之間較為精確的相對關係。從這一點看來，把「定量」的工作交給公衛學者，「定質」的工作由人文社會學者進行，或許會是兩者結盟的有效方法與切入點吧。



除了比較整體性的感想之外，也說說我對這次議程中，比較感興趣的發表論文。〈酷兒再生產—女同志使用人工生殖科技的社會科技網絡〉（何思瑩，台大社會所）一文，主要使用SCOT（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來說明女同志如何對於生殖科技的「挪用」。在這一點上，我有點遲疑，如同我當初在會場的提問：究竟，這些女同志，挪用的是生殖科技「本身」或是生殖科技的「網絡」？如果是前者，至少，從論文上看來，這些女同志並沒有直接形塑或造就一個新的、改良的生殖科技。相反的，我想作者比較專注於在後者，但是，無論是「『歪用』生殖科技」或是「單身女性比女同志更『正當』」的例子，說明的都只是女同志們如何「挪用與進入既有網絡的過程」，似乎未見生殖科技的social construction之處？有趣的是，女同志們對於生殖科技的運用，究竟如何改變、鞏固、或削弱生殖科技的網絡，作者反而沒有處理。



〈誰來墮胎？—戰後婦女墮胎心態史（1945-1984）〉（吳燕秋，清華歷史所）則面對一個相當難以處理的研究對象：心態。在作者所追溯的那個年代裡，婦女的聲音如此地隱而不顯，她們不像男性，還有寫書、公開說話的機會，究竟，我們該如何來探求她們的所想？如何利用史料讓她們站出來說話？作者在這方面的努力（從報紙著手），確實值得讚許，但是，我心中卻有一些疑惑始終未能解開：作者如何推論「少女」的墮胎比婦女更顯而易見？如果說，少女的墮胎成功率很高，那麼或許「因為爭議而上報」的機率很小，那我們如何能說，「未見報」就表示比較少？另一方面，對於墮胎「無知少女化」的想像，究竟是源於報紙的報導，還是報導源於民間的看法？這一點，作者似乎也未處理。如果說，作者確實能夠證明「良家婦女有墮胎的需求且大量墮胎」，那麼就能夠進一步支持傅大為在《亞細亞的新身體》（註三）中，關於戰後婦產科興起的推論—婦產科的興起不是因為「生」，而是因為「不生」。



說到這裡，談點別的。這一次，有機會真正見到幾位「耳聞已久」的STS健將。吳嘉苓（台大）在報告時的神情，看得出來她對於學術研究的「樂在其中」，這點讓我印象深刻。盧孳艷（陽明）的炮火猛烈，當她發言時，現場很多人似乎都偷偷捏了一把冷汗。林宜平（台大）則顯得溫文儒雅，雖然我對於他使用ANT的論文不無疑問，但是我想，「鎘米、水、女人」確實是一個有趣且值得描述的故事。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性別與醫療工作坊」，當然，這不會是最後一次。我還想看看，這條戰線能夠擴大到什麼程度、學科之間如何結盟、學術研究的實踐如何與公共領域進行挑戰與協商。如果可能，自當貢獻一己之力。



                    

註一：96年4月12、13日／台南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註二：「第一次辦，招待不周，我犯的最大的一個錯誤，就是沒有找一個美麗的女司儀。」

註三：傅大為，《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群學，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