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到台灣－我的美國行雜感

從美國到台灣－我的美國行雜感



◎洪靖



在暑假與開學的交界時間，我和一群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在美國共同生活了十三天。



為什麼去美國？



出發之前，我一直掙扎要不要參與這個旅行，因為我並不喜歡美國這個霸權國家，但後來我還是決定加入。我加入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我要知道美國為什麼能夠這麼強大，而且就像同行的團員（註一）說的－「這麼理直氣壯」？第二、我急切的想看看台灣的「高階知識份子」是什麼樣貌，我想知道這些人怎麼看世界、怎麼看台灣。



國旗．銅像



長久身處看不見國旗的台灣，我很驚訝於美國城市中的旗海飄揚。幾乎所有政府機關的裡裡外外都是巨型國旗，就連shopping mall裡頭，也從廣場中央的天花板垂下一面巨大的國旗。除了國旗之外，去參觀美國國會時，裡頭多到快塞不下的紀念銅像，也讓我愣了半晌。台灣既看不見國旗，也沒有這麼多的銅像。



在LA消防局緊急調度中心有一張海報，上頭印刷著「UNITED WE STAND」。生活在美國這塊土地上的人群，時時刻刻都被提醒著：我們是美國人。美國的國會、最高法院，甚至圖書館，共同特色是：巨大、莊嚴，而且都有象徵美國精神的標誌。看似自由開放的美國，其實有更高的思維教條隱藏在背後。不管你從哪裡來，不管你是什麼膚色，你都要愛美國這塊土地，因為「UNITED WE STAND」。



這是思想箝制嗎？我無法確定，但它至少讓大部分的美國人民毫不質疑的熱愛著他們的政府，以身為美國人而自豪。這樣的國家自尊心，帶來的結果很可能是不幸的，尤其是當這個國家極為強大的時候，例如：用自己國家的價值觀念來衡量別人。這造成了美國常在國際事務上採取「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自居世界警察，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美國在未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明白授權之下，就藉口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而與英國合作進軍伊拉克。



為數眾多的銅像，正代表著美國的英雄主義，而英雄的誕生則來自個人主義。英雄是突出的個人，個人追求自我突出與表現方有機會成為英雄。這讓我想到一個社會學的理論：社會化的過程可以區分為Broad Socialization和Narrow Socialization兩種，前者鼓勵獨立自主、自我表達；後者則導向遵守規範、統一價值。一個社會中，Broad Socialization和Narrow Socialization兩者同時存在，彼此相互抗衡與消長。很顯然，在中國社會裡頭，Narrow Socialization發揮的作用比較大，相反的，美國社會則以Broad Socialization為主要的社會化過程。



然而我比較納悶的是，一個一個的銅像不正代表著一個一個被認同與追隨的價值嗎？這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和Broad Socialization似乎相互牴觸的。而蔡明亮在《天邊一朵雲》中，一段諷刺蔣公銅像的歌舞片段，難道就能夠說華人社會已經破除了Narrow Socialization嗎？



DISNEYLAND



Disneyland是一個販賣夢想的地方，從建築物到遊行花車的扮演人物，經營者很用心的把這個樂園裡頭的一切營造成與園外截然不同的世界。美國人用錢堆砌出了小孩子的夢想，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在這裡雀躍，興奮的跳來跳去。我們看了幾個show，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不論是劇情或是人物對話，都傳達出「愛」的重要性，他們告訴小朋友：要愛你的父母親、愛你的兄弟姊妹，要時常make friends。我想，這正是過度個人主義的美國所呈現的反饋吧！



我在Disneyland發現了美國人的敬業精神。每一個遊行隊伍裡頭的角色，每一齣戲劇裡頭的演員，無論是主角或是配角，甚至是一個你不會注意到的小角色，都是全心全意投入他的演出，這讓我很感動。就連園內的清潔人員，都穿著一身純白無皺的卡其布料工作服，頭髮梳理得整齊體面，這足以顯示他們對自己工作的敬重。



這正是個人主義的優點所在，這些工作者正因為懂得尊重自己，所能夠以他們的工作自豪，也更能夠去尊重別人。我注意到，美國的工人（包括清潔人員）都穿著Dickies（註二）這個品牌的服裝，這個品牌主打的工作褲曾經在台灣熱賣（現在也賣得還不錯），很多人都有買過。我們買了美國來的褲子，但是我們學到了美國來的精神嗎？



種族歧視還在嗎？



我們去參觀了一個常在電影中看到的場景：The Lincoln Memorial（林肯紀念堂）。在紀念堂的地下室裡，一台電視反覆撥放著有關這個紀念堂的意義：林肯解放黑奴、金恩博士的「I Have a Dream」。我身旁有一個黑人邊看邊留淚。還有另一個流淚的場景：我跟幾個隨行團員（註三）參與了黑人社群舉辦的一個以演唱流行福音為主的concert，這個concert除了宗教目的以外，也用來紀念黑人爭取人權的過程，以及團結黑人社群的力量。在歌手提到黑人的生活困苦與遭受歧視時，很多在台下的黑人都哭了。



在concert最後，台上的歌手要大家站起來，互相擁抱身邊的人。我們身邊的黑人毫不遲疑的擁抱住我們，對我們說：「God bless you.」。除了我們五個黃種人，整個觀眾群全部都是黑人。站在一群黑人當中，從與他們共享音樂到相互擁抱，這是個很特別也很感動的經驗，也更讓我相信音樂可能是化解歧異與紛爭最有效的力量。



感動之餘，我還是有所質疑：種族歧視真的已經消失了嗎？當大家仰望著林肯的雕像、歌誦領導人權運動的金恩博士時，種族歧視就已經不復見了嗎？林肯的雕像是一種象徵，象徵人與人的平等，但是如果你看過《決戰猩球》（註四）的最後一幕︰林肯的頭換成了猩猩的臉，你就會瞭解它的意義其實沒有這麼單純。相同的，不論黑人、白人，甚至黃種人，大家都讚頌金恩博士，然而金恩博士並沒有真的代表種族歧視的消失，他只是個象徵，讓大家以為種族平等已經實現了。



有一位人權鬥士，叫做麥爾坎．Ｘ（ Malcolm X）（註五），他的貢獻與影響力絕對不亞於金恩博士，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麥爾坎．Ｘ，金恩博士幾乎不可能成功。然而，麥爾坎．Ｘ早已被遺忘，我們這一代也沒什麼人知道他。楊照曾在《恐怖主義的根本矛盾》一文中論及此事，他認為「金恩博士能夠在白人社會裡被讚頌，是因為他能夠被白人社會所接受，而麥爾坎．Ｘ則否」（註六）。說穿了，種族歧視甚至已經內化到了人權運動之中，全世界的人都在讚頌一個被美國白人所接受的領導人物，而不是讚頌一個最有貢獻的人。究竟，美國人吶喊的平等自由，是「他們的」平等自由，還是「我們的」？



書店．哲學．科幻小說



我和幾個團員（註七）特愛逛書店，從BORDERS到UC Berkeley和Stanford University的校內書店，我們沒有一間錯過的。在美國的書店要找到哲學類的相關書籍似乎頗為容易，尤其是像UC Berkeley和Stanford University這種大學的書店，哲學書籍甚至多達兩到三櫃，這一點讓我很羨慕。哲學其實很重要，它代表並且引導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不同的人類社群由它產生出不同的價值判斷，影響科學與藝術的發展和走向，它甚至牽扯了我們對於語言的使用方式。



就我認為，哲學是文化的基礎，一個國家的文化能不能蓬勃發展，端看這個國家能不能重視哲學、有沒有因為重視哲學而發展出自己的「思潮」。實用主義（Pragmatism）從美國崛起，理性主義（Rationalism）是為歐洲傳統，經驗主義（Empiricism）則誕生於英國，而我們呢？我們歷史上曾經有諸子百家相互爭鳴，宋朝清談風靡一時，然而現在呢？我們是否認真去看待諸子的「理論」，並且有系統地去研究它，還是我們只把它們視為冥頑不靈的作古教條，甚至斥之為玄學？



美國書店還有一樣台灣見不到的特色，就是他們有數量極多的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科幻即「科學幻想」（註八），然而科幻為什麼重要？想一想下面的問題即可知道：全世界機器人科學最強的是什麼國家？而太空科學能夠領導世界的又是哪一國？第一個答案是日本，第二個答案是美國。再問問：無敵鐵金剛、原子小金剛、機器貓小叮噹是哪一國的卡通？而星際大戰、2001太空漫遊（註九）又是哪一國的經典電影？



我相信，科幻與科學發展之間的關係很明顯了。原子小金剛的生日設定在2003年4月7日日本很多機器人學家非常努力的想要在那天把原子小金剛做出來，因為這是他們從小的夢想；美國人急著想飛上太空，實現2001年漫遊太空的美夢，他們相信太空武器的威力，因為星際大戰已經深植每個人的心。台灣的小孩懷抱著什麼樣的夢？我們給他們什麼樣的夢？還是，我們只告訴他們以後要做醫生、做工程師、找一個好工作？



科幻曾經在台灣萌芽過，張大春、葉言都、張系國、平路這些重量級的作家，都曾經努力的嘗試創作科幻小說，並為台灣的科幻小說史寫下燦爛的一頁。很可惜，這樣的燦爛沒有延續下去，以前因科幻小說立足文壇的作家，諸如：賀景濱、張啟疆等人，也逐漸從文壇消失。我很希望，台灣、華語地區能夠有屬於自己的科幻，並且大放異彩，在文壇中佔有一席之地，也讓我們的下一代有機會可以盡情地作他們的「科學夢」。



僑胞



我們在美國的吃住受到許多僑胞的幫忙，尤其在San Francisco的最後幾天。其實這些僑胞年紀都很大了，甚至還有打過韓戰的老兵。他們告訴我，他們在2004年號召了兩千多人回台灣投票，而在連戰提出選舉無效之訴以後，站在凱達格蘭大道上抗爭最前線的就是他們。他們很熱心的招待我們，我想，他們除了希望幫國民黨招募年輕人，其實他們最主要還是希望我們這些年輕人能認識美國、學習美國，然後為台灣這塊土地做點事。



從2000年到2004年，台灣在這四年間的變化，對於生活其中的我們是一種連續函數，不容易看到其中的落差，而對於相隔四年才見台灣一面的他們，四年前後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問他們，在他們眼裡的台灣，這幾年來有什麼不一樣？有一位僑胞媽媽說，他們在2000年回臺灣拜票時，即使是另一候選人的支持者也願意微笑地與他們握手，但是在2004年，情景不一樣了，不同陣營的支持者會把他們的手甩開，當面丟掉他們的傳單，並且口出惡言。



我知道，這幾年台灣族群分裂、非藍即綠的情況很嚴重，但我沒有想到，原來台灣社會已經被切割、撕裂到了這樣的程度。懷恨在心與厭惡行為的出現尚有差距，除非是厭惡與恨意已經到達了某個「臨界點」，不然並不容易表現出厭惡行為。可見，台灣社會內部的相互仇視並不如我們所感受到那麼輕微。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社會變成這樣，可能是潛在已久的傷口又讓人重新灑上鹽巴，也可能是一切以選舉為重的政黨與政客刻意操弄的結果，我唯一能確定的是，一個內部無法合諧的國家，不可能有力量去對抗他國的侵犯，而台灣早已沒有繼續內耗下去的本錢。



這些僑胞年紀已經很大，他們或許沒有力氣再為台灣做些什麼實際、直接的貢獻，但是他們十分心急、擔憂台灣的現況，而我們這些身在台灣的人呢？我們是否跟他們一樣在意這塊土地、在意與我們生活在一起的人事物？我們還很年輕，正在能夠帶領社會發展的大學裡頭求學，如果我們在意，我們是不是應該做些什麼？



座談會．台灣政府與台灣學生



美國政府很重視學生的聲音。袁健生大使告訴我，前亞太副助理國務卿Randy Schriver，因為與我們這些來自台灣的學生座談，所以讓緊接在我們這個行程之後的李大維大使等了將近四十分鐘。在陳水扁總統即將過境美國前夕，Mr. Schriver與李大維大使磋商過境事宜自然十分重要，而且亦有時間的急迫性，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當政者對於學生意見之重視不言可喻。



團員中有不少人，他們看到了台灣的問題，心中也有解決問題的想法，但是他們沒有說出來、不願意說出來。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說：「因為說了也沒有用」。是啊，很令人無奈。為什麼我們的政府機構、學校單位不願意傾聽學生的聲音？你說，政府有舉辦「青年國是會議」。但是，去年的參加者說那是一個「大型家家酒」，即使它不是「大型家家酒」，它對於國家政策的影響效果還是小得可憐。



不管國家的、學校的，還是某些機構單位的在上位者常說：「我們有一定的程序和管道讓大家反應問題」，但是，有管道就好了嗎？如果一個管道不受重視，達不到效果、得不到回應，這個管道豈不等於沒有？如果「正常的」反應程序和管道有用的話，楊儒門也不用跑去當白米炸彈客了（註十）。而且最嚴重的問題在於，學生想表達意見，為什麼就「青年國是會議」這麼一個管道？台灣政府，你們是不是應該反省一下？而身處高位的掌權者，你們是不是也應該學會「聽進去」？



當權者重視學生的聲音，除了當權者要有自知之明外，也是因為學生能夠發揮他們的影響力。美國政府重視學生聲音的做法，台灣政府的確應該學習，但是相對而言，台灣學生也必須要更為積極主動的去發言，發揮我們的影響力。我還記得，在Georgetown University與UC Berkeley裡頭張貼了不少學生自製的反戰海報，他們抨擊政府，要求真正的世界和平，這在台灣的大學裡頭是看不見的。



龍應台寫過一篇文章，叫做《不會「鬧事」的一代》，她認為台灣的大學生關心層面太狹窄，沒有自己的主見，即使一個有主見的學生，也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動。這篇文章寫於1985年，那年我才三歲，二十年過去，如今我也是個大學生了，但是《不會「鬧事」的一代》中的種種描述卻依然與現實情況相符。我身在大學，而且是台灣排名前幾名的大學，但我感受不到大學生的道德勇氣，感受不到校園內的理想精神，更感受不到一間大學對於這個社會應該負上的責任。



做學問的人，大都待在大學裡頭，這些人都被社會視為「知識份子」，而知識份子必須扛起社會責任，帶領人群思考，提出觀點和看法，導正當權者的政策方向，更甚者必須在當政者刻意愚弄人民時戳破他們的謊話。然而，現今的情況，大學教授與研究人員大都不願投注較多的心力在公共事務上，只願享有學術身分與地位所帶來的好處，卻不願承擔應負的社會責任，上行下效的結果，大學自然形成自外於社會的封閉社群，大學生與研究生也不會關注公共議題。



不可否認，這次我急著想看看的「知識份子」，雖然他們來自國內各個極佳的大學，足以稱之為「高階知識份子」，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並沒有偏離上述的情況。當然，在團員之中，有人專心致力於女性主義，推廣兩性平等；有人想要藉由修訂更完善的法律來保障更多的人；也有人因為這趟旅行而開始反省該為台灣做些什麼事。這些人，著實讓我受到了思想的撞擊，也讓我看到了更多元的層面。但是，依然有不少人將關心的焦點鎖定於出國留學、就業人脈，以及自我推銷。我不能說他們錯，他們只是習慣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活和觀念，但是如果大部分人都是如此的話，這個社會很可能變的很冷漠、很疏離，公平正義也將消失殆盡。



後記



從美國回來，我的某些想法得到印證，某些想法受到挑戰。短短的十幾天，要能夠從中獲得深刻的思考與結論並不容易，但這至少是個起點。面對美國，我們除了學習，同時也要質疑；我們不能一心憧憬著美國的生活，而忘了我們生長的地方。我希望，美國行的所見所聞、思考與質疑，能夠成為我為台灣這塊土地努力時的助力，能夠讓台灣更好。



註：

（1）李裕翔，嘉義大學行銷流通研究所。

（2）美國品牌，創立於1922年，生產專業的工作褲與工作服。

（3）李宛真，嘉義大學外語系、蘇倚德，輔仁大學法律系、蔡耀瑩，台北大學會計系、薛志祥，清華大學資工系。

（4）《Planet of the Apes》，2001年發行，Tim Burton導演。

（5）可參考電影《Malcolm X》，1992年發行，Spike Lee導演。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