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看《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
這是一本在台灣頗有名的「人文主義地理學」作品（另一本相當有名的是：《逃避主義》，台北：立緒），乍看之下和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似乎沒什麼關係，但是讀了之後才知道，它和STS在思考上有許多平行性。先簡單介紹一下各章：Ch.1主要介紹「地方」（place）的概念與定義；Ch.2藉由地方的系譜學來說明各種與地方相關的理論；Ch.3中，作者藉著評論有名的論文〈全球地方感〉來討論local/global的緊張關係、相互定義，以及它們之間的爭議；Ch.4進入實用階段，舉了一些應用「地方」來思考的實例；最後的Ch.5則提供了各種與地方相關的學術資源。
STS的重要理論ANT（actor-network theory）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物」並沒有一個本質的存在（entity），它是在網絡中才得以形成，亦即，「物」和網絡是「相互定義的」：ANT聽起來奇怪的地方在於，如果沒有這個物，網絡就會崩解，相反地，沒有這個網絡，也無法支持這個物的存在。這種概念和「地方」是平行的。所謂「地方」，有兩種組成元素，一是物質的（material），例如：高山、河流、樹木、地理邊界；一是非物質的（non-material），例如：農耕活動、傳說、當地發生的各種事件。如果地方只是物質的，那它僅僅只能稱作是「區位」（location），而無法被辨認出來，唯有加上非物質的元素，「地方」才開始變得有意義。例如，如果你跟妳的外國朋友說台灣的山脈有多長、平均高度多少、面積大小、甚至有幾大河流，你的外國朋友很可能還是不知道你住在哪裡，但是如果你告訴他，台灣就是最近馬英九當選總統的那個地區，他可能就恍然大悟，腦海中同時浮現許多他曾在報上讀到的訊息：台灣位在太平洋上、是一個小島、和中國關係緊張、曾經有紅衫軍上街頭…等（物質和非物質都混合了起來）。
在這個層面上，台灣之所以是台灣，和細菌之所以是細菌，意義非常相似，細菌除了那個會動的生物體本身之外，它還能被培養、拿來釀酒、和法國經濟息息相關、甚至被變成「細菌」二字而寫進論文裡。另外，更細緻一點的談法，在ch.2出現：地方「從未完成」，亦即，地方是流動的。在ANT中，物的本體也一直沒有完成，隨著人們對它的使用、科學家對它的研究、甚至它本身的所在地，物一直在變動著，網絡的變動和物的存在（以何種方式存在、如何存在）有很大的關係，更別說「一個物」在不同的網絡中會不會是「同一個物」了。在這裡，就像台灣的history很重要，物的histroy也必須重視，因為它的本體除了在網絡橫向平面空間結構中被支撐外，同時也受到縱向垂直時間架構變化的影響（就我自己感覺，前者以較像是社會學，目前在STS中處理得不少，後者比較像是歷史學，但STS似乎談得不多）。當然，書中還有更多的細節，很值得讀者閱讀以後，再試圖關聯起來。
接下來，如果談地方，很難不談民族國家（或國族國家，nation state）。台灣一直以來的政治爭議，正式圍繞著這個問題打轉：我們到底是「獨立」了沒？地方和國族國家的關係，在於一個被承認的government，而這個government的重要功能，則是維持地方的邊界（boundary）。boundary是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情境下用以維持作為一個「地方」的重要條件，藉由boundary，民族國家／地方得以區分（國）內人／（國）外人，（國）外人可能是離散的，而（國）內人則是凝聚的。例如，對於台灣來說，（國）外人可以是日本人、美國人、或是墨西哥人，但是（國）內人只有一種，就是台灣人。這種凝聚性的（國）內人，意味著一種共同的「經驗」，最常見的就是「日常生活」或者「日常操演」（籠統的說法是「文化」）。這讓我想到STS中熱門的主題「實驗室」。對STS來說，實驗室具有相同的特質，它由一個教授主導，教授之下則是層級清楚的研究生團隊（學長姐、學弟妹），這個組織如同government一般，管理著這個實驗室，同樣的，這個團隊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控制進出實驗室的一切人事物。
巴士德的實驗室，如果要持續擁有獨門的細菌學技術，巴士德的團隊就必須嚴格的管制「外流」與「干擾」。從實驗室內到實驗室外的一切，無論是研究人員、培養皿、實驗手冊，都是「技術外流」的風險；而從實驗室外進入實驗室的參觀者、溼氣、風沙、甚至其他細菌，都有可能造成實驗過程的「負面干擾」。因此，「紀錄」變得十分重要，實驗室裡的工作日誌、排班紀錄、藥劑流通、廢液傾倒、老鼠購入與死亡，都像是國家的進出口貨物，必須嚴格控管（機場都有一個單位：檢疫局），也像是我們要出境或入境一般，行李必須掃描、必須經過海關詢問、甚至還要按壓指紋。如果巴士德實驗室無法管理好它的boundary，那麼它作為「巴士德實驗室」的獨特性將消失殆盡，它會消失在「茫茫實驗室大海」之中，它可能變成一個location，但不再是一個place。對於實驗室內的人來說，凝聚的力量也在於「日常操演」，這個團隊在同一個理論典範下操作（如同國家憲法），每個人都擁有幾乎相同的實驗技巧（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每天重覆著極為相似的實驗程序，甚至，他們會說著只有彼此才能夠理解的「實驗室內笑話」。我們很容易想見，如果一個實驗室從事的實驗越精密、龐大、複雜，它就越有power，而它必須做的控管也越多，就像美國，它不只要在境內廣設國旗、大談種族平等，藉此來凝聚國家意識，同時也要嚴格地管制出入境人士（臺灣人入境時，連鞋子都要脫起來檢查），只怕漏掉任何一個恐怖份子。從這個隱喻看來，所有的實驗室都是一個自我證成且相互支持的封閉系統，幾乎無異於民族國家。
簡言之，塑造「地方」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地方不是透過歷史的積累來形成，那麼就它必須依靠如同實驗室一般的強烈控管工作。對於一個汲汲營營想要擠身「先進」國家的台灣來說，做為地方的獨特標記多半是透過控管來執行，而不是歷史。實驗室是「現代化」最具體為的象徵：形成真理、判斷對錯、並且擁有無上不易被質疑的權力。如果台灣不斷地想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那麼我們就很難不生活在一個被控管的「現代操演」之下。
參考書目：
Bruno Latour (1988),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no Latour(1993),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 John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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