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教堂、與受洗：甘為霖牧師的傳教策略
◎洪靖
日本治台常常被視為台灣步入近代化的起點，然而實際上，在日本統治台灣以前，已經有一群西方宣教牧師為台灣的近代化打下基石。他們在平地和山上宣揚教義的同時，教導當時的台灣人民許多規範與禮教，也帶來了許多新穎的醫療技術。在這些宣教牧師中，最為有名氣的兩個人，大概就是分別在台灣南、北兩地的馬偕（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與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
我們大概都知道，馬偕赫赫有名的「拔牙」是台灣醫療的濫觴，但是，在稱讚馬偕對台灣的貢獻之時，根據傅大為的分析［1］，馬偕的拔牙活動只是他傳教策略中的一環，而隱藏這些傳教策略背後的，其實是一種對於當時台灣人的「身體規訓」——如何在不同的場合擺放、控制自己的身體行為。一方面，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觀點裡，「身體規訓」正是所謂「近代化」的一個特徵，另一方面，這種看似極有貢獻的醫療行為，其實只是整個傳教策略系統中的一環，同時也暗藏著殖民的意涵（因此傅大為將之稱為「半殖民醫療」）。
傅大為提醒了我們，在我們歌頌這些宣教牧師所帶來的近代化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用一種「後啟蒙」的立場來重新理解與反省這段歷史。本文試圖延續這個「規訓觀點」與「後啟蒙立場」，重新解讀與看待另一位聲名顯赫的宣教牧師——甘為霖。甘為霖使用什麼樣的傳教策略？這些傳教行為，究竟使用了什麼樣「技術」？在傳教策略的背後，是不是也是一種隱而未顯的殖民行動？
為了探究甘為霖的行動與想法，本文採用了甘為霖的著作——《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Sketches from Formosa）［2］——作為文本，藉由分析書中篇章的內容、行文、用語，來追索並嘗試回答前述的提問。這本《福爾摩莎素描》於1915年寫就，甘為霖在序言中寫道：「我希望這能成為我從英國長老教會開始事工至今第五十個年頭的一個印記，在這個鮮為人知卻十分重要的太平洋島嶼上。」（頁5）意即，本書是甘為霖在台灣進行宣教工作的一個總回顧，從1871年甘為霖首次踏上台灣開始，一直到成書的1915年，因此，《福爾摩莎素描》十分適合作為本文的切入點。
《福爾摩莎素描》中的殖民意涵
在本書的行文當中，時常出現對於台灣風土民情的批評，我們可以從這當中看出，在甘為霖的眼中，台灣是一個如何落後且未經開化的地區。在甘為霖剛到台灣時，直接前往台灣府，對於當地的街景留下了這樣的印象：
台灣府還有不少可以改善的空間。當然，有令人愉悅的散步時光，有些店家的外觀相當吸引人，但是也有又狹窄又曲折的街道，不僅崎嶇不平，而且臭氣沖天。（頁11）
似乎，相較於甘為霖對於店家外觀的稱讚，對於街道樣貌與氣味的抱怨，用字反而更為嚴厲且沉重，也因此，甘為霖認為，台灣府雖然有值得稱許之處，但是仍「有不少可以改善的空間」。另一次，甘為霖前往彰化，在看過當地的景色之後，他下了一個極為糟糕的評論：
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正面的字眼可以來形容這個地方，唯一能想到的是通風不良、骯髒污穢、凌亂不堪，讓人忍不住懷疑住在這裡的人怎麼會沒有得霍亂、黑死病或其他致命的傳染病。（頁158）
在這裡，他連續使用了三個嚴重的形容詞（通風不良、骯髒污穢、凌亂不堪），甚至認為身在這種環境裡的台灣人，應該患得致命的疾病。由此我們不難想見，甘為霖是多麼地厭惡台灣的環境了。
在他隨後的宣教過程中，由於必須奔走各處，特別是各個原住民的部落，他抱怨道：
有時候得在黑暗又骯髒的地方過夜，一點也不舒適。蜥蜴、蟑螂、蚊子、甚至是跳蚤都有可能出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要很堅強才能撐下去，如果身邊有水可以洗澡，那就更好了。（頁46）
我們可以看到他於原住民生活環境的不耐，而「必須要很堅強才能撐下去」則實際上暗中稱讚了自己具有這些克服萬難的勇氣與德行，而這是一種前往他地進行「探險」者常常會具有的心態。台灣山區這種令他感到骯髒的環境，曾經導致甘為霖生病。有一回，甘為霖睡在一張離地三尺的竹床上，隔天醒來時，他發現自己身體出現了奇怪的斑點，他非常的擔憂：
我呻吟著，天花找上我了！我旁邊站著一位年邁的蠻人，當我向他表達我的擔憂，我覺得很受傷，因為他只管笑，然後指指床。因此我很確定，竹床的每條竹板都充滿了「百萬大軍」的細菌。（頁96）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對比，一邊是無知的蠻人，一邊則是具備西方科學知識的西方人。西方人知道竹板上充滿細菌、知道身上的斑點來自於細菌的感染，但是年邁的蠻人卻會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文原書的裡的「百萬大軍」，其實是「China’s Millons」，也就是說，甘為霖認為這些引起他不適的病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來自於「中國」。我們也不難從這裡看出，甘為霖心中對於歐洲／中國、文明／野蠻、進步／落後的二分法了。也難怪甘為霖毫不掩飾地描述自己離開當地的喜悅：「我那天早上跑去海邊，榮耀般地縱身投入，離開時，心裡大呼萬歲！」（頁96）
另一方面，殖民往往意味著對於被殖民地的開發與利用，因此各種地形景觀、生物種類自然也會成為殖民者關心與紀錄的焦點。雖然甘為霖只是一個宣教牧師，但是我們卻可以在他的記述中清楚看到這一點：
福爾摩莎因為急速的洋流和深不見底的海洋，以及缺乏適合的港口，如果從東邊開發相當不利。（頁39）
由於這些《福爾摩莎素描》原先出版於英國，當時甘為霖的預設讀者就是英國人，因此我們不難想像這些紀錄實際上是一種給予英國人的「建議」，告訴他們若要開發台灣，必須避開東邊，另外選擇適宜的地點。甘為霖也認為，「福爾摩莎島最大的缺點是沒有良好的河港，因為適合航行的河流實在少之又少。」（頁227）除此之外，他對於海港更是有著詳細記述與分析：
東北部的基隆港海水夠深，所以無論漲朝退潮都能開放使用。但對於一個貿易中心來說，基隆港仍嫌太窄，而且每逢冬季，季風會吹襲沒有遮蔽的地方。西北部的淡水港也有相同的問題。淡水港是一條重要河流的入海口，平日有水閘擋住河流。相較之下，西南岸打狗的礁湖比較有可能成為福爾摩莎島上的貿易出口港。重要的是，它是比較完整的避風港，而且當地有非常豐富的珊瑚礁。只要將港口拓寬，再挖掉堆積的泥沙，就能夠大量提供船隻停泊。（頁228）
無疑地，這段描述十分地詳盡，幾乎可謂巨細靡遺。對於當時貿易產業遍佈全世界的「日不落國」英國來說，海港必定是一個重要的通口，它不僅是與一個國家作生意時必須掌控的入口，它也是入侵與佔領一塊土地時的重要管道。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這段記述的重要性何在，它記錄的不只是拓展貿易的方法，也是軍事上理解地形的重要參考。
而在博物學的記述上，有一件十分特別的事情，此事與進行獵頭的原住民有關：
有些福爾摩莎的蠻族把每顆頭放到鍋裡煮，做成長條的糕狀，並認為吃下之後可以增加勇氣。外人沒有機會嚐到這樣的腦糕，但是我拿到了兩塊，送到柏林（Berlin）的皇家人種博物館。因為我和巴斯蒂安博士（Dr.Bastian）有所約定，如果他提供我一些稀有藏書，讓我有更多研究福爾摩莎的書目，那我就把所有精選的物件都捐給博物館。（頁101）
一方面，甘為霖驕傲於自己能夠拿到外人無法取得的東西；一方面，他也很負責任地把這些東西送往歐洲的博物館。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甘為霖本身就是抱持著一種「研究」的態度，對台灣進行各種資訊的收集與觀察，也因此，他能夠藉由研究之便，將所收集而來「精選的物件」交給博物館，作為換取更多研究資源的條件。這種對於研究的興趣，也表現在他對於台灣人所患疾病的興趣。曾經有個病人，上唇和嘴巴外圈長了一圈紫色的肉，在進行割除手術之後，甘為霖「把切下來的東西放進一個廣口瓶，泡在當地的烈酒裡，外面貼上標籤，把整件事情用中文詳細記錄下來」（頁127）。
一位旅行者看到什麼、寫下什麼，是什麼東西讓他感到有趣、什麼景象讓他印象深刻，某種程度上，這都和他的身分、他的文化背景有關，和他如何「看」有關。從《福爾摩莎素描》的描述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看似平實詳盡的記載，其實是一種「先進」國家對於「落後」國家的觀察，背後往往隱藏著殖民者的眼光。
傳教策略：醫療
對於甘為霖來說，基督教不只是一種心靈上的祈求和信仰，也是一種對於台灣人的規範和教化：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明顯改善了當地禮俗、社會習慣、甚至是人的儀表。那些粗魯的習慣、下流的語言、身體的污穢、甚至是地痞流氓，都被溫和、禮節、整潔、安適所取代。（頁75）
與中國異教相比，基督教推廣全民教化、強調秩序和啟蒙。這不單單只是理論，這在福爾摩莎的居民身上表露無疑。（頁252）
意即，宣教行為不但是一種改變台灣人心靈的方式，它能夠影響台灣人的語言、行為、甚至身體。然而，值得我們追問的是，在甘為霖筆下，這種十分驚人的成效，究竟如何達到？甘為霖使用怎麼樣的策略來達到他的目的？
首先，如同馬偕以及許多的傳教者一樣，甘為霖也認為醫療行為是一種極為有效的傳教手法，「中國的病人不但心存感激，還從醫生或助手那邊學習到基督教的真理，也常常帶領身邊的同伴一起去瞭解。」（頁125）甘為霖清楚的記載下來這種藉由醫療行為所達到的功效：
有一次在當地，我對戶外一群民眾講道，有一位男子走過來熱情地邀我吃飯。一問之下，才知道他以前是雙眼全盲，但是在台灣府醫院開了一次刀之後，就能完全看得見。現在，這名男子敢大膽地為我們作見證，而且它還回去告訴朋友，神在他身上做的工是多麼的奇妙。（頁67）
我們可以看到，對於甘為霖來說，這樣的效果是何其地有用，醫療行為的施展遠遠勝過用盡千言萬語的講道，這更使得甘為霖將基督教的功效比擬為醫療救治：
其中有一人叫做凱山（Khai-san），他住在埔里社，不過有親戚住在大社，於是前來尋求馬雅各醫生治療疾病。要治療他身體的疾病，沒遇到什麼大困難，但這可憐的異教徒卻提到他心裡的病，需要另一位醫生來醫治，而這種病完全不需要繃帶或藥品來救治。（頁31）
很明顯，所謂的「另一位醫生」，就是基督教的傳教牧師。而這也確實達到了甘為霖預期的功效，凱山「他做了許多禱告，不到三個月，天主的光芒與和平照亮凱山的靈魂。」（頁31）
可能是由於兩者的相互比擬，使得在儀式上將醫療行為與宗教宣傳結合為一，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考量與運用，其中就有效的結合儀式，大概就屬於「禮拜」了：
六十多個成人和許多孩子都參加了禮拜，之後很多人還留下來聆聽教義解釋，也分到了少量的藥品。（頁16）
值得注意的是，兩者行為的結合，似乎有著一種時序上的關係：先是禮拜，然後是教義解釋，最後才是分給藥物。我們不難想像，這很明顯的是一種「留住台灣人」的策略，如果太早分給藥物，很可能許多台灣人早就離席，因此，為了讓大家有參與禮拜和聆聽教義的可能，自然必須把藥物分配放到最後，也就是說，對於台灣人來說，前面兩個宗教儀式的參與變成了一種獲得藥物的必要條件。
而這種對於醫療行為的重視，使得甘為霖也連帶地重視起醫療場所——醫院——的配置。甘為霖剛到台灣時，就在他的第一次觀察裡，特別注意到了台灣府中的醫院：
醫院（內含小禮拜堂、手術室及診療室）足夠容納五十到六十位求診病人。我的房間在主室的右側，面對大門。左邊兩間則是由我在台灣唯一的同事——德馬太醫師（Dr. Dickson）所用。（頁14）
有趣的地方在於，醫院並不只有單純施行醫療操作的場所（手術室、診療室），它還有一個「小禮拜堂」。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醫療行為與宗教宣傳在儀式上的結合，也使得兩者進行的場所合而為一。
傳教技術：教堂與受洗
在傅大為的研究中，馬偕的傳教策略得以成功，實際上與兩項重要的技術有關：一個是拔牙鉗，另一個則是團體攝影。前者是馬偕著名的拔牙活動的利器，瞬間就能解決疼痛的特性，讓馬偕的醫療幾乎無往不利；後者則是馬偕塑造一種「共同體」意象的方法，營造他與台灣人「在一起」的團體感。從馬偕的例子來看，物質技術在傳教策略中佔有一定的地位與作用，於是，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追問，相對於馬偕，在甘為霖的傳教策略裡，有著什麼樣的技術？它們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根據《福爾摩莎素描》的記載，我們大概可以將甘為霖的物質技術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建築物——教堂——的設置，一個則是組織化的受洗規範。對於甘為霖來說，教堂的設置無疑十分重要：
弟兄們待了一個星期，接受二十二個人受洗，並且在烏牛欄、牛睏山（Gu-khun-soa）和大湳（Toa-lam）的小村落，都建起了教堂。（頁33）
有九個人受洗，要建造內社小教堂的準備事宜也都做好了。（頁32）
烏牛欄的弟兄已經開始建造據說是全台灣最精美的教堂，其中一個特色就是有個小小的邊廊，如果我們來造訪的話，可供作臥室和書房。（頁46）
永順（Eng-sun）是個農夫，……。他的房子位於村子一哩外，他答應要捐出一小塊美好的土地，當作建造教堂的據點。（頁71）
我很滿意三間教堂都即將完工，教堂是用曬乾的磚塊建成，上面用磁磚覆蓋，而不是一般的茅草而已，每個人在樓上或閣樓都有自己的房間。（頁87）
現在我要總結，看到福爾摩莎南部團結一心，我誠摯地希望可以在澎湖建教堂。（頁155）
我們可以看到，對於甘為霖而言，到了一個新的城鎮或村落，首要的工作就是建造教堂，也因此他在書中十分強調這件事情。但是，為什麼建造教堂這麼重要？簡單來說，教堂是傳教活動的具體象徵，也是傳教成績的表現（如果信眾太少，建造教堂其實沒有用），更能夠作為傳教士們休憩的場所。然而深入探討，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建造教堂能夠塑造出一個空間，這個空間僅僅屬於能夠參與禮拜的人們。
一方面，這是一種「集體感」的塑造，這種藉由四面牆壁與屋頂共同營造出來的公共空間，將台灣人們與日常生活的週遭隔離開來，切斷他們原來的脈絡，這使得這些台灣人在這個空間裡面必須倚靠彼此，產生一種「共同體」的感覺，甚至，這能夠使教堂空間中的人們更容易在需要倚靠的狀態下，對站在高起講台上的佈道者產生信賴。而另一方面，這種空間會成為一種門檻，塑造出空間內／外的差異，也就是說，在教堂空間之內的是一個「群體」，在教堂空間之外的則是一零散的「個體」，尤其是，教堂通常會以較一般台灣人住所還要華麗與高級的形式來建造，因此我們不難看出這其中隱含的階級差異。教堂空間的營造，是十分具有效果的，讓我們來看一個戲劇化的場景：
我們在台灣府的教會，跟街上鄰近的屋舍比起來，是一個長方形的小型建築。人們從面向大街的大門進入。大門在做禮拜的時候都是敞開著的。當禮拜進行時，外面總有一大群鄉民簇擁著，都想聽聽裡面在說什麼，或只是呆呆地看著會眾對空蕩蕩的房子唱歌祈禱。有些人被傳道人的講道吸引，整場禮拜，他們就在外面來來回回地走著。偶爾會看到乞丐、僧侶、小店員、苦力和各式各樣的人緊貼在一起，急切地想多了解這全新的宗教。（頁13）
我們可以看到，要造成這種台灣人民「緊貼在一起」並且「急切地想多了解這全新的宗教」的效果，其中的關鍵在於「大門在做禮拜的時候都是敞開著的」。如果教堂空間僅僅只是塑造出內／外的階級差異，並無助於吸引更多人的加入，它必須留下一個管道，讓人們在感覺到「這個空間可以進入」的同時，也會無意間接收到「這個團體可以進入」的訊息。因此，教堂大門的敞開不只是一種禮拜活動的展演，它同時也給予一種進入、參與的可能，在此，空間的通道被轉化成為資格的通道，一方面，這個通道暗示著邀請，因此「面向大街」變成一個重要考量，另一方面，這個通道也意味著一種「門檻」——要跨進這個大門，就必須滿足某些條件。這種「門檻」的意涵，也體現在接下來要分析的第二種物質技術——組織化的受洗規範——當中。
除了建造教堂之外，甘為霖也多次提到，台灣信眾若要受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一到木柵（Bak-sa），馬上就要執行受洗人員資格審查這項重責大任。這項工作花了大半個星期，非常耗神，但也很有趣。我們從清晨開始工作，直到傍晚結束，一天頂多只能審查九到十個人。（頁18）
也就是說，受洗必須接受審查，並非毫無條件即可受洗，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甘為霖將資格審查視為一項「重責大任」，因此我們可以肯定，「資格審查」是整套受洗活動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份。而且這個審查工作並不簡易，不然不會讓甘為霖等人「花了大半個星期」，而且，更近一步來看，即使他們「從清晨開始工作，直到傍晚結束」，進度仍然十分緩慢，「一天頂多只能審查九到十個人」，就這點來看，我們不難想像這種審查工作是如何地嚴格，而且巨細靡遺。這種嚴格的條件設定，使得台灣人要通過審查並不容易：
五十位慕道者經過仔細的審核，結果有五男五女通過。（頁87）
我們造訪的下一站是岡子林（Kong-a-na），在那裡審查了十三個信徒，其中有三位通過，成為教會的一份子。（頁19）
很明顯的，台灣的「慕道者」能夠被錄取的比例並不高，大概約五人只能錄取一個人。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前述「建造教堂」與「敞開大門」所獲得的功效，特別是「敞開大門」所營造出來的「門檻」，在這一點上和宗教儀式做了結合—要進入基督教，就要符合某些條件。
更驚人的是，這些還只是「短期的」審核工作而已，甘為霖在一段記述中寫到：
王倚（Ong Kia）是一個相當年輕的人。……。我們觀察他已經一年多了，而他的表現，尤其是在最近這六個月，都相當良好，值得我們相信他對信仰的忠誠。（頁21）
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可以長期接觸的人來說，甘為霖甚至可能採用長期的審核辦法，將這個門檻調得更高。這種組織化的受洗規範，也會隨著台灣居民的文化水準的改變而改變：
有一位負責洗禮的宣教士說，十年來，有許多剛開始信主的弟兄們完全不識字，但後來幾乎百分之九十的受洗者在洗禮前就能認得大部分描述教義的文字和部分新約聖經。後來，識字也漸漸變成受洗的門檻之一。（頁206）
對於甘為霖來說，這種受洗的規範是如何地重要，以至於它還必須依照當時的情況隨時進行調整，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教堂空間裡的團體，看似希望能夠廣納大眾，但是實際上，它們仍然必須藉由不斷調整門檻的作法，來維持住自己在內／外的階級差異上所佔的優勢。
小結
從《福爾摩莎素描》中，我們看到甘為霖牧師對於台灣的看法，以及傳教策略的運用。隱藏在風景記載背後的，某種程度上，其實是處在較高地位的殖民者心態，而這種心態，更近一步的，使得甘為霖在日本開始統治台灣之後，相當讚賞與支持日本總督府的作法，在他的一篇對於日本殖民台灣的記載與評論當中，他清楚地描述了在日本統治之下的新建設（電信局、監獄、工廠…等），以及日本採行的教育措施，以及日本在禁絕鴉片上的政策與行動［3］。這或許可以說是一種對於殖民者的認同，也無怪乎甘為霖會說：
我想每個人都會同意，所謂成功的殖民，就是人民發自內心對新政權的臣服，以及社會公益明顯的改善。（頁281）
由此看來，這句話，說得不只是日本政權，似乎也暗示他們這群遠渡重洋來台的傳教士。
而在傳教策略上，一方面，和馬偕一樣將醫療視為一種重要的工具與方法，將醫療行為與宗教儀式作策略性的結合，甘為霖還更進一步地注意到，將兩個不同的場所相互結合或許是個可行的方式。另一方面，甘為霖的兩項傳教技術—建造教堂與受洗規範，這兩種方法並非毫無關係，而是相互結合，藉由教堂空間的營造，轉化成為心理需求的門檻，製造出身在團體的共同感，以及加入團體的需求感。我們也都在前述的分析中看到了這種技術的驚人成效，也難怪，甘為霖會如此地賦予教堂期盼：
當地的教堂剛建好，彷彿傳教的事業將從這個充滿希望的據點向內陸傳撥開來。（頁43）
這個希望並未落空，在上述傳教策略的交互運用之下，甘為霖成為了基督教奠基南台灣的重要功臣，也讓台灣人記憶裡的宣教士，不只是拿著拔牙鉗的馬偕，還有一個四處建造教堂的牧師身影——甘為霖。
［1］傅大為，《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台北：群學，2005年3月。
［2］甘為霖著，許雅琦、陳珮馨譯，《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台北：前衛，2006年5月。
［3］頁25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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