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評價Diane Arbus：解讀Patriotic Young Man with a Flag
◎洪靖
今年三月，台灣上映了一部由妮可基嫚（Nicole Kidman）所主演的電影——皮相獵人（Fur: A Imaginary Portrait of Diane Arbus）［1］。這部片子的主題，是一位在1960年代非常受到矚目的美國攝影師Diane Arbus（一般中譯為「黛安．阿布絲」）。這部電影讓Arbus的作品再度受到重視，近期對於她作品的討論也開始多了起來（台灣比較少，歐美比較多）。Arbus成名的原因，在於她拍攝的主題——畸形（freak，非常態之意）。她的攝影不在於呈現美好，而是聚焦於那些被社會排斥、被人群畏懼的人物。
Daine Arbus
許多藝術評論家大肆讚揚Arbus對於「畸形」的親近感，認為Arbus賦予這些「非常態」更多的主體性以及被尊重感。［2］這些藝評家非常重視Arbus的每一幅作品，然而，他們常常遺忘其中一幅：Patriotic Young Man with a Flag。在Arbus的全部作品裡，相對於許多人對於「畸形」（freak）與「無題」系列（唐氏症兒為主角）的重視，以及對於Arbus表現「常態中的異常」作品的關注，Patriotic Young Man with a Flag很少被談及與討論。但我認為，若要檢視Arbus對於「畸形」的態度與觀點，Patriotic Young Man with a Flag才是最重要的通口與途徑。
Patriotic Young Man with a Flag
本文分為兩個部份來。首先，我先討論Patriotic Young Man with a Flag（後簡稱Patriotic Young Man）的獨特性與重要性。隨後，我將進行圖像的分析與解讀，並論述Patriotic Young Man如何呈現出Arbus對於「畸形」的真正看法。
Patriotic Young Man無法被歸入畸形的系列照片當中，因為照片裡的被攝影者除了奇特的神情之外，他既不是侏儒，也不是巨人，更非變性人——我們幾乎沒有辦法從照片中發現他有任何的身體異常。即使被攝影者有任何未被我們發現的畸形，Patriotic Young Man也不符合Arbus對「畸形」一貫的呈現方式：“Instead of looking at her subjects, she made them look at her.”［3］無論是A Young Man with Curless at Home on West 20th Street (Fig.1)、Hermaphrodite and Dog in Carnival (Fig.2)，還是極為有名的Identical Twins (Fig.3)與Mexican Dwarf in His Hotel Room (fig.4)，這些「畸形」總是直視著鏡頭。如果說，直視鏡頭（看著Arbus、看著觀眾）是一種主體性力量的展現、是一種「畸形」對於自身的肯定與羞恥的解放，那麼，Patriotic Young Man的主角似乎只是一個完全被觀看的對象，沒有親暱感，也沒有反抗性。
Fig.1 (1966) Fig.2 (1970) 
Fig.3 (1967) Fig.4 (1970)
排除身體異常的可能，如果我們把Patriotic Young Man當做某個精神或智商異常的人，這張照片是否能夠被放進以唐氏症兒為主的「無題」系列當中？「視線」問題仍是個關鍵。在拍攝唐氏症的「無題」作品裡，直視觀者的照片仍為多數。未直視觀者的照片多半不是像Patriotic Young Man般的獨照，例如：Untitled-7 (fig.5)，或者多半在於強調動作的呈現，例如：Untitled-6 (fig.6)。而Untitled-4 (fig.7)裡頭套紙袋的低能兒們，如同Masked Woman in a Wheelchair (fig.8)裡的女人，即使頭戴面具，他們仍然面對觀者，雖然我們無法清楚見到他們的眼神，但他們挖空雙眼部位的面具或紙袋並未阻擋他們「窺視」我們的視線。反之，Patriotic Young Man主角的視線始終未與我們交會，因此即便Patriotic Young Man是個智能異常者，我們亦無法將它歸類於「無題」的作品風格當中。
Fig.5 (1970-71) Fig.6 (1970-71) 
Fig.7 (1970-71) Fig.8 (1970)
Patriotic Young Man的獨特性不只在於它無法被歸類為「畸形」與「無題」的表達手法當中，它同樣也無法被擺放在Arbus的其他作品——常態中的異常——裡頭。諸如：Puerto Rican Woman with Beauty Mark (fig.9)，Girl in a Shiny Dress (fig.10)，以及A young Brooklyn Family Going for a Sunday Outing (fig.11)，被拍攝者仍然有著某種共通性：直視觀者。在這一點上，即使Patriotic Young Man的主角屬於「常態」（正常人），Patriotic Young Man相片本身的獨特性仍未消散。
Fig.9 (1965) Fig.10 (1967) Fig.11 (1966)
Patriotic Young Man不在「畸形」的範疇裡，但卻有「畸形」作品的許多特性：貼近攝影者、佔據大部分畫面、獨立（獨照）；Patriotic Young Man有著「無題」系列裡所呈現出的一種「精神（智商）異常」的感覺，但它仍無法被歸類於「無題」當中；Patriotic Young Man的主角可能是正常人，但它仍不屬於「常態中的異常」的呈現方式。Patriotic Young Man跨越（不是超越）了「畸形」「無題」、「常態中的異常」三者，同時含有三者的某些呈現手法，但也遺漏了某些意涵。更重要的是，Patriotic Young Man裡失去了Diane Arbus最常為人所讚賞的東西——藉由被攝影者看向觀者而彰顯出來的主體性。讓Patriotic Young Man與Arbus其他作品格格不入的原因正在於這個「失去」。重要的是，這個「失去」的意味著什麼？Arbus想透過Patriotic Young Man的說些什麼？
我認為，這個「失去」意味著被攝影者並非Arbus所關心或想呈現的對象，對於Arbus來說，這個被攝影者是個「媒介」，她必須透過他來彰顯纏繞於他周邊的「事實」。Patriotic Young Man拍攝於1967年，比對Arbus於同年的所拍攝的另一張相似的照片：Boy with a Straw Hat Waiting to March in a Pro-war Parade (fig.12)，我們可以發現，Patriotic Young Man中的美國國旗、西裝、徽章，與Boy with a Straw Hat皆非常相似。回溯到1967年，美國軍隊正在越南陷入苦戰。1965年二月，越戰在越南境內開打，但是戰況對於美國而言非常不利，美國不斷地派遣更多士兵前往越南，「像賭博一樣，越無效，越需要下更大的注」［4］。於是，美國境內逐漸湧起反戰聲浪，無論Boy with a Straw Hat或是Patriotic Young Man都是反戰運動下產物（詳見後）。我認為，對於越戰的控訴，正是Arbus想要透過Patriotic Young Man所彰顯的「事實」。
Fig.12 (1967)
比起Boy with a Straw Hat，Patriotic Young Man的控訴情感更為強烈、清晰、而且駭人。在Boy with a Straw Hat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手持美國國旗，參與愛國運動的男孩子。愛國運動是由美國政府暗地裡支持、用來對抗反戰聲浪，並支持美國投入越戰的群眾行動。當我們觀看一個參與其中的被攝影者時，我們如何說這張照片意味著「反戰」？我們可以試著更仔細尋覓照片裡的細節。畫面中的男孩，一臉素淨、平和，沒有瑕疵的臉龐甚至顯得有些稚嫩。這樣一個男孩，他是否知道戰爭的無情、士兵的傷亡？這個男孩，身穿筆挺的西裝，脖子上打著細緻精巧的領結，頭上的帽子和西裝內的襯衫一樣潔白乾淨。他能否體會打仗時的全身污泥與衣衫不整？難道，他能夠忍受自己的臉頰被利刃割傷、血流滿面？Arbus透過這個男孩，劃分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整齊優雅的美國境內與淪為戰場越南。美國境內支持戰爭的一群人，把一批又一批的年輕士兵送往他們永遠無法體會的境外戰場。Arbus想說的是：無知的不只這個男孩，更多的是與這個男孩一樣支持越戰的美國民眾。
讓我們把目光移到Patriotic Young Man上。和Boy with a Straw Hat相比，Patriotic Young Man的主角表情顯得非常的複雜，難以捉摸。我認為，這個表情融合了各種情緒：興奮、空洞、與邪惡。在某種程度上，他似乎了陷入一種「瘋狂」的狀態。朝上的雙眼，讓主角顯得失神，而顏色對比十分突兀的眼球與眼白，加深了照片中的詭異氣氛，邪惡似乎由此而生。在空洞與邪惡之外，臉上的微笑隱約透露著興奮的情緒。當我們在觀看Patriotic Young Man時，除了會最先注意到那雙「奇異」的雙眼外，主角臉上另一個吸引目光的部位大概就是他的牙齒了。微張的雙唇使得主角的上排牙齒變得明顯，尤其是靠近嘴角兩側的尖刺虎牙——這不正是西方世界長期以來所描繪的吸血鬼（vampire）形象？於是，從Boy with a Straw Hat到Patriotic Young Man，同樣是手持國旗的「愛國者」，後者顯現出來的是一個不再平靜、失去理智、精神異常、嗜血的形象。主角凌亂的領口、毛燥的髮型，甚至在拍攝技巧下被突顯出來的粗糙的面容，都一再加強愛國者進入瘋狂狀態的意像。Arbus利用Patriotic Young Man，把對越戰控訴推向高點：支持越戰的愛國者們（美國民眾）與精神異常者、瘋狂者無異，他們透過越戰來滿足自己盲目的嗜血與興奮。如果說Arbus藉由正常形象的Boy with a Straw Hat來諷刺與影射閒適安逸的越戰支持者，切割出兩個不同的世界，那麼，Patriotic Young Man則是Arbus更近一步的「挖掘」：她企圖挖掘出看似正常表象之下的「不正常」（turns something inside out），用Arbus的話來說：“There are always two things that happen. One is recognition and the other is that it's totally peculiar. But there's some sense in which I always identify with them.” ［5］
Patriotic Young Man與Boy with a Straw Hat的眼神差異或許還有著更重要的意義。照片中人物的雙眼透過直視鏡頭與觀者，構建起了照片內外世界的溝通與橋樑，不只照片主角能夠「走出來」，觀者也能夠「走進去」。「直視觀者」除了作為一種反抗與主體性的宣示，也隱藏了「邀請」（invitation）的暗示。某個支持越戰的美國人，看著Boy with a Straw Hat時，他能夠藉由主角的雙眼進入主角的世界，即便他無法看出Arbus刻意諷刺的意涵，他仍可能「表面地」理解與認同那個男孩對於越戰的支持。然而，在Patriotic Young Man裡，「視線」這個媒介消失了。如果在沒有「目光接觸」作為管道的情況下，支持越戰的美國人還能夠輕易的認同與進入作為「愛國者」的興奮與激情，這不正是暗示著在相片之外的美國人才是真正的、早已發作的瘋狂者？我認為Arbus利用「撤銷」相片內外目光接觸的手法，很弔詭地直接將贊同的觀者定位為失常的一方——異常的不是被攝影者，而是支持越戰的觀者。
在Diane Arbus的作品中，Patriotic Young Man並未獲得應有的重視，因為人們認為它失去了Arbus作品中重要的價值——被攝影者的主體性。但我認為恰好相反，正因為Patriotic Young Man的「失去」，才使得Patriotic Young Man比其他照片說了更多的話，對於越戰的厭惡，也比Boy with a Straw Hat更為強烈。Arbus超越了一般藝評家的論點：賦予「畸形」主題性與被尊重感，Arbus也超越了她的傳記作者Patricia Bosworth對她的評價：「她拍出常態中的畸形，畸形中的常態」［6］。透過Patriotic Young Man，Arbus除了對越戰表達反省與控訴，Arbus更進一步模糊了畸形與常態兩者間的界線，藉由切斷進入混合交雜的常態與畸形的管道（目光接觸），Arbus同時也模糊了相片外觀者作為常態的地位與可能性——無論是相片內或是相片外，「常態—畸形」都已經無法分離與解析。
[1] 可參考官方網站：http://www.furmovie.com。
[2] 這類看法可藉由網路搜尋「Diane Arbus」看到許多，或參考阮義忠，《當代攝影大師—二十位人性的見證者》，民國七十五年，台北：雄獅圖書。
[3] Dana Demange, “People in American – Diane Arbus: Revolutionary Photographer of Unusual People”, http://www.voanews.com/specialenglish/archive/2006-02/2006-02-05-voa1.cfm。
[4] 王敬之，《簡說美國歷史》，民國85年，台北：韜略，頁114。
[5] 轉引自http://womenshistory.about.com/od/quotes/a/diane_arbus.htm
[6] 轉引自阮義忠，《當代攝影大師—二十位人性的見證者》，民國七十五年，台北：雄獅圖書，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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