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評價Diane Arbus:解讀Patriotic Young Man with a Flag


重新評價Diane Arbus解讀Patriotic Young Man with a Flag



◎洪靖



今年三月,台灣上映了一部由妮可基嫚Nicole Kidman)所主演的電影——皮相獵人(Fur: A Imaginary Portrait of Diane Arbus)[1]。這部片子的主題,是一位在1960年代非常受到矚目的美國攝影師Diane Arbus(一般中譯為「黛安.阿布絲」)。這部電影讓Arbus的作品再度受到重視,近期對於她作品的討論也開始多了起來(台灣比較少,歐美比較多)。Arbus成名的原因,在於她拍攝的主題——畸形(freak,非常態之意)。她的攝影不在於呈現美好,而是聚焦於那些被社會排斥、被人群畏懼的人物。





       Daine Arbus



許多藝術評論家大肆讚揚Arbus對於「畸形」的親近感,認為Arbus賦予這些「非常態」更多的主體性以及被尊重感。[2]這些藝評家非常重視Arbus的每一幅作品,然而,他們常常遺忘其中一幅:Patriotic Young Man with a Flag。在Arbus的全部作品裡,相對於許多人對於「畸形」(freak)與「無題」系列(唐氏症兒為主角)的重視,以及對於Arbus表現「常態中的異常」作品的關注,Patriotic Young Man with a Flag很少被談及與討論。但我認為,若要檢視Arbus對於「畸形」的態度與觀點,Patriotic Young Man with a Flag才是最重要的通口與途徑。





                                     Patriotic Young Man with a Flag



本文分為兩個部份來。首先,我先討論Patriotic Young Man with a Flag(後簡稱Patriotic Young Man)的獨特性與重要性。隨後,我將進行圖像的分析與解讀,並論述Patriotic Young Man如何呈現出Arbus對於「畸形」的真正看法。



Patriotic Young Man
無法被歸入畸形的系列照片當中,因為照片裡的被攝影者除了奇特的神情之外,他既不是侏儒,也不是巨人,更非變性人——我們幾乎沒有辦法從照片中發現他有任何的身體異常。即使被攝影者有任何未被我們發現的畸形,Patriotic Young Man也不符合Arbus對「畸形」一貫的呈現方式:Instead of looking at her subjects, she made them look at her.3]無論是A Young Man with Curless at Home on West 20th Street (Fig.1)Hermaphrodite and Dog in Carnival (Fig.2)還是極為有名的Identical Twins (Fig.3)Mexican Dwarf in His Hotel Room (fig.4),這些「畸形」總是直視著鏡頭。如果說,直視鏡頭(看著Arbus、看著觀眾)是一種主體性力量的展現、是一種「畸形」對於自身的肯定與羞恥的解放,那麼,Patriotic Young Man的主角似乎只是一個完全被觀看的對象,沒有親暱感,也沒有反抗性。





 Fig.1 (1966)                            Fig.2 (1970)   



 Fig.3 (1967)                             Fig.4 (1970)



排除身體異常的可能,如果我們把Patriotic Young Man當做某個精神或智商異常的人,這張照片是否能夠被放進以唐氏症兒為主的「無題」系列當中?「視線」問題仍是個關鍵。在拍攝唐氏症的「無題」作品裡,直視觀者的照片仍為多數。未直視觀者的照片多半不是像Patriotic Young Man般的獨照,例如:Untitled-7 (fig.5),或者多半在於強調動作的呈現,例如:Untitled-6 (fig.6)。而Untitled-4 (fig.7)裡頭套紙袋的低能兒們,如同Masked Woman in a Wheelchair (fig.8)裡的女人,即使頭戴面具,他們仍然面對觀者,雖然我們無法清楚見到他們的眼神,但他們挖空雙眼部位的面具或紙袋並未阻擋他們「窺視」我們的視線。反之,Patriotic Young Man主角的視線始終未與我們交會,因此即便Patriotic Young Man是個智能異常者,我們亦無法將它歸類於「無題」的作品風格當中。





 Fig.5 (1970-71)                       Fig.6 (1970-71)  



 Fig.7 (1970-71)                     Fig.8 (1970)



Patriotic Young Man
的獨特性不只在於它無法被歸類為「畸形」與「無題」的表達手法當中,它同樣也無法被擺放在Arbus的其他作品——常態中的異常——裡頭。諸如:Puerto Rican Woman with Beauty Mark (fig.9)Girl in a Shiny Dress (fig.10)以及A young Brooklyn Family Going for a Sunday Outing (fig.11),被拍攝者仍然有著某種共通性:直視觀者。在這一點上,即使Patriotic Young Man的主角屬於「常態」(正常人),Patriotic Young Man相片本身的獨特性仍未消散。





  Fig.9 (1965)             Fig.10 (1967)                        Fig.11 (1966)



Patriotic Young Man
不在「畸形」的範疇裡,但卻有「畸形」作品的許多特性:貼近攝影者、佔據大部分畫面、獨立(獨照);Patriotic Young Man有著「無題」系列裡所呈現出的一種「精神(智商)異常」的感覺,但它仍無法被歸類於「無題」當中;Patriotic Young Man的主角可能是正常人,但它仍不屬於「常態中的異常」的呈現方式。Patriotic Young Man跨越(不是超越)了「畸形」「無題」、「常態中的異常」三者,同時含有三者的某些呈現手法,但也遺漏了某些意涵。更重要的是,Patriotic Young Man裡失去了Diane Arbus最常為人所讚賞的東西——藉由被攝影者看向觀者而彰顯出來的主體性。讓Patriotic Young ManArbus其他作品格格不入的原因正在於這個「失去」。重要的是,這個「失去」的意味著什麼?Arbus想透過Patriotic Young Man的說些什麼?



我認為,這個「失去」意味著被攝影者並非Arbus所關心或想呈現的對象,對於Arbus來說,這個被攝影者是個「媒介」,她必須透過他來彰顯纏繞於他周邊的「事實」。Patriotic Young Man拍攝於1967年,比對Arbus於同年的所拍攝的另一張相似的照片:Boy with a Straw Hat Waiting to March in a Pro-war Parade (fig.12),我們可以發現,Patriotic Young Man中的美國國旗、西裝、徽章,與Boy with a Straw Hat皆非常相似。回溯到1967年,美國軍隊正在越南陷入苦戰。1965年二月,越戰在越南境內開打,但是戰況對於美國而言非常不利,美國不斷地派遣更多士兵前往越南,「像賭博一樣,越無效,越需要下更大的注」[4]。於是,美國境內逐漸湧起反戰聲浪,無論Boy with a Straw Hat或是Patriotic Young Man都是反戰運動下產物(詳見後)。我認為,對於越戰的控訴,正是Arbus想要透過Patriotic Young Man所彰顯的「事實」。





  Fig.12 (1967)



比起Boy with a Straw HatPatriotic Young Man的控訴情感更為強烈、清晰、而且駭人。在Boy with a Straw Hat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手持美國國旗,參與愛國運動的男孩子。愛國運動是由美國政府暗地裡支持、用來對抗反戰聲浪,並支持美國投入越戰的群眾行動。當我們觀看一個參與其中的被攝影者時,我們如何說這張照片意味著「反戰」?我們可以試著更仔細尋覓照片裡的細節。畫面中的男孩,一臉素淨、平和,沒有瑕疵的臉龐甚至顯得有些稚嫩。這樣一個男孩,他是否知道戰爭的無情、士兵的傷亡?這個男孩,身穿筆挺的西裝,脖子上打著細緻精巧的領結,頭上的帽子和西裝內的襯衫一樣潔白乾淨。他能否體會打仗時的全身污泥與衣衫不整?難道,他能夠忍受自己的臉頰被利刃割傷、血流滿面?Arbus透過這個男孩,劃分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整齊優雅的美國境內與淪為戰場越南。美國境內支持戰爭的一群人,把一批又一批的年輕士兵送往他們永遠無法體會的境外戰場。Arbus想說的是:無知的不只這個男孩,更多的是與這個男孩一樣支持越戰的美國民眾。



讓我們把目光移到Patriotic Young Man上。和Boy with a Straw Hat相比,Patriotic Young Man的主角表情顯得非常的複雜,難以捉摸。我認為,這個表情融合了各種情緒:興奮、空洞、與邪惡。在某種程度上,他似乎了陷入一種「瘋狂」的狀態。朝上的雙眼,讓主角顯得失神,而顏色對比十分突兀的眼球與眼白,加深了照片中的詭異氣氛,邪惡似乎由此而生。在空洞與邪惡之外,臉上的微笑隱約透露著興奮的情緒。當我們在觀看Patriotic Young Man時,除了會最先注意到那雙「奇異」的雙眼外,主角臉上另一個吸引目光的部位大概就是他的牙齒了。微張的雙唇使得主角的上排牙齒變得明顯,尤其是靠近嘴角兩側的尖刺虎牙——這不正是西方世界長期以來所描繪的吸血鬼(vampire)形象?於是,從Boy with a Straw HatPatriotic Young Man,同樣是手持國旗的「愛國者」,後者顯現出來的是一個不再平靜、失去理智、精神異常、嗜血的形象。主角凌亂的領口、毛燥的髮型,甚至在拍攝技巧下被突顯出來的粗糙的面容,都一再加強愛國者進入瘋狂狀態的意像。Arbus利用Patriotic Young Man,把對越戰控訴推向高點:支持越戰的愛國者們(美國民眾)與精神異常者、瘋狂者無異,他們透過越戰來滿足自己盲目的嗜血與興奮。如果說Arbus藉由正常形象的Boy with a Straw Hat來諷刺與影射閒適安逸的越戰支持者,切割出兩個不同的世界,那麼,Patriotic Young Man則是Arbus更近一步的「挖掘」:她企圖挖掘出看似正常表象之下的「不正常」(turns something inside out),用Arbus的話來說:There are always two things that happen. One is recognition and the other is that it's totally peculiar. But there's some sense in which I always identify with them.5



Patriotic Young Man
Boy with a Straw Hat的眼神差異或許還有著更重要的意義。照片中人物的雙眼透過直視鏡頭與觀者,構建起了照片內外世界的溝通與橋樑,不只照片主角能夠「走出來」,觀者也能夠「走進去」。「直視觀者」除了作為一種反抗與主體性的宣示,也隱藏了「邀請」(invitation)的暗示。某個支持越戰的美國人,看著Boy with a Straw Hat時,他能夠藉由主角的雙眼進入主角的世界,即便他無法看出Arbus刻意諷刺的意涵,他仍可能「表面地」理解與認同那個男孩對於越戰的支持。然而,在Patriotic Young Man裡,「視線」這個媒介消失了。如果在沒有「目光接觸」作為管道的情況下,支持越戰的美國人還能夠輕易的認同與進入作為「愛國者」的興奮與激情,這不正是暗示著在相片之外的美國人才是真正的、早已發作的瘋狂者?我認為Arbus利用「撤銷」相片內外目光接觸的手法,很弔詭地直接將贊同的觀者定位為失常的一方——異常的不是被攝影者,而是支持越戰的觀者。



Diane Arbus的作品中,Patriotic Young Man並未獲得應有的重視,因為人們認為它失去了Arbus作品中重要的價值——被攝影者的主體性。但我認為恰好相反,正因為Patriotic Young Man的「失去」,才使得Patriotic Young Man比其他照片說了更多的話,對於越戰的厭惡,也比Boy with a Straw Hat更為強烈。Arbus超越了一般藝評家的論點:賦予「畸形」主題性與被尊重感,Arbus也超越了她的傳記作者Patricia Bosworth對她的評價:「她拍出常態中的畸形,畸形中的常態」[6]。透過Patriotic Young ManArbus除了對越戰表達反省與控訴,Arbus更進一步模糊了畸形與常態兩者間的界線,藉由切斷進入混合交雜的常態與畸形的管道(目光接觸),Arbus同時也模糊了相片外觀者作為常態的地位與可能性——無論是相片內或是相片外,「常態畸形」都已經無法分離與解析。



                                       

[1]
可參考官方網站:http://www.furmovie.com

[2]
這類看法可藉由網路搜尋「Diane Arbus」看到許多,或參考阮義忠,《當代攝影大師二十位人性的見證者》,民國七十五年,台北:雄獅圖書。

[3] Dana Demange, “People in American – Diane Arbus: Revolutionary Photographer of Unusual People”, http://www.voanews.com/specialenglish/archive/2006-02/2006-02-05-voa1.cfm


[4]
王敬之,《簡說美國歷史》,民國85年,台北:韜略,頁114。

[5] 轉引自http://womenshistory.about.com/od/quotes/a/diane_arbus.htm 

[6]
轉引自阮義忠,《當代攝影大師二十位人性的見證者》,民國七十五年,台北:雄獅圖書,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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