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Should STS Do? A Radical View

隨筆：What Should STS Do? A Radical View



◎洪靖



What Could History or Historical STS Do?



我最近很懷疑歷史可以做什麼。歷史是研究過去的事，但是所有歷史學家都承認，我們不可能「完全再現」過去。如果我們不可能完全再現過去，那麼所謂的「鑑往知來」就只能是喃喃自語。就我看來，「鑑往知來」是歷史學「科學化」的結果。科學企圖發現一個事實背後的原因，當然，這種原因是多元的（ABCD），然後，科學會宣稱，如果我們能夠控制這些原因，就能夠控制結果。這種「預測能力」是科學的重要特質之一。但是，如果借助STS的研究成果，這些「原因」之所以能夠被找到，是因為科學家擁有可以扭曲自然的實驗室。這意味著，扭曲的結果，不會真的：這些原因，是被簡化的，看起來只有ABCD，但是其實可能從A到Z。回到歷史學，我們比科學家更無力，因為我們沒有默不作聲的自然或non-human。人們有行動力，每一個人都在游移，我們無法藉由控制變因ABC，來找變因D的作用。所以，歷史學想要再現過去，幾乎不可能。一來，原因太多；二來，你不能操弄研究對象。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學的重要宣稱：「變與不變」，往往只是癡人說夢。我們連什麼變、什麼不變，都不可能給出確定的答案。



來談Historical STS。最有名的例子是：《利維坦與空氣泵浦》。從這本書，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科學的實驗方法，並不是真理。作者也預言：我們的科學會隨著政治型態的改變而改變。我們批判過去，證明了事情不一定非得如此，現在的生活方式，純粹是歷史的機緣偶然。強而有力。問題是：然後呢？我們是否給出了一個新的圖像，告訴這個社會，我們該往哪裡去？我們要去改變政治來轉變科學，或是轉變科學來改變政治？沒有，我們什麼都沒辦法說，也什麼都不能說。Historical STS將科學從真理和中立的王座拉下下來，但卻無法告訴我們接下來科學該怎麼辦。這就是Collins和Evans對前兩波STS的反省，稍後再談。



Does Sociology or Sociological STS Do Better?



或許只有一點點。原因在於，社會學永遠必須面對結構與行動的爭議。有兩派說法：結構支配或行動改變。當然，偏重任何一方都有問題（這就是Bourdieu, Latour, even林文源想要解決的問題）。社會學跟歷史學一樣，找不到全部的變項。結構因素究竟有哪些，我們不可可能完全明瞭；人們要如何行動，我們也無法掌握。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我們不知道眼前所見的情景，究竟是哪些行動與哪些結構共同構造而成。但是，某種成程度上，社會學可能好過歷史學：資料比較多也比較直接（歷史學光是「資料」這件事，就能吵很久）。歷史學要求不帶現在的眼光看過去，但社會學則否。Kuhn說，眼鏡很難拿掉，這似乎意味著：社會學比較安全，或者比較正確。How far can historical EASTS go? Nowhere. 如果我們承認STS給我們的教訓：「一種知識之所以能夠通行，那是因為有某種社會條件支持」，那麼，這些傳統知識之所以消失，正是因為現在已經不是過去的社會。所以，我們不可能要求恢復過去的傳統知識，我們只能說：它曾經很有價值。相較之下，社會學完全承認現在的狀態，它只企圖告訴我們現在的權力狀態。但是，告訴我們，又如何？



Study or Action?



學術研究的最大問題，在於它是否有行動力。某種程度上來說，STS是封閉的：STSer說話給自己人聽。STSer試圖裝成人類學家，用Naked Eyes來觀察、描述科學家的所作所為，但是，So What? 科學家會說：沒錯，我們就是在做這個。然後，風平浪靜，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科學家還是科學家，STSer還是STSer。就像Latour說的：每個工程師都在做社會學，用不著社會學家來做。Study唯一成為Action的可能，就是告訴科學家「他們沒有意識到的事情」，他們才有可能因為這個意識而改變行動。然而，這也是為什麼，科學家與工程師都不把STS放在眼裡，因為對他們來說，STS把事情看得太簡化，STS根本無法「身歷其境」科學家或工程師所要面對的掙扎、妥協、甚至心理狀態。這意味著：STSer常常無法跟科學家對話。有可以產生對話的例子嗎？有（難得的好STS研究）：例如《利維坦與空氣泵浦》。科學家如果讀了，就會意識到他們跟政治很靠近，以至於他們必須謹慎行事。但是，其他一大堆跟在「科學—政治」結論之後的研究，都無法再多說什麼，也說不出什麼。這也就是我認為，很多STS研究幾乎無用的原因。很多研究，結論不外乎就是下面幾種：殖民意涵、邊緣中心流動、技術物有政治性、女性被壓抑、社會建構、科技霸權。除此之外，Say nothing more. 難道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研究？



前面提到，STS批評科學太政治，但是每一個STSer也都清楚：STS更政治。所以，如果我們想要do something，只有兩條路：做出能夠點醒「研究對象」的研究，藉由他來幫我們搞政治；再不然，我們自己搞。這也是為什麼STS必須跟科學家結盟的原因。從ANT就知道，結盟就是在搞政治。我們當然比科學家更政治。但是，這個結盟，是不是有效的？我不知道，但我不看好。ANT說，每個在網絡裡的actor都有不一樣的interest，科學家的interest和STSer的是否一樣，值得懷疑。至少，在我看到大部分的「對話」（座談會、論壇）中，STS都是被「政治性」地使用，也就是說，某些科學家看重STS抨擊主流的能力，所以他們想要STS。不客氣一點地說，仔細觀察就會知道，很多積極參與STS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都是科學界的邊緣人物。大部分科學界的主流，Care nothing about STS。



ACT UP!



借用愛滋病患團體的名字，這是STS目前應該做的事。但是如何做？如前所述，兩個可能：自己搞政治，也就是第三波的STS：政策研究（結構進路）；或者，寫出偉大的作品（行動進路）。如果我們自認做不到後者，那只好轉向前者。這裡所言，不只是單單做個旁觀者式的研究，而是直接介入當中。埋頭做旁觀者式研究，even做「自我滿足式」的研究已經自失立場，我覺得我們必放棄。如果STS本來就應該搞政治，那就去搞，我們要比科學家更會結盟、更會徵召、更會translation。我們批評巴士德太像英雄、科學家太高高在上，但是我們忘記，他們之所以能夠把法國「巴士德化」，或者打造出一個「科學太重要的社會」，正是因為他們「夠政治」。STS「反身性」所造成的錯誤焦慮，我們應該放棄。我們常常以為：STS發現科學家在搞政治，所以STS也要避免搞政治。但是，真實的教訓應該是：我們告訴科學家他們在搞政治，是要提醒他們，要意識到自己正在搞政治，如此才能往好的地方搞，而不是壞的。所以，重點在於「如何搞政治」而不是「是否搞政治」。就像拉圖要求一個「全政治」的世界（POLITICS of Nature），STS需要的是更多政治，而不是放棄政治、關門搞學術。如果愛滋病患團體需要act up才能改變實驗程序，那麼STS同樣需要。



附錄：EASTS的學術焦慮



身在東亞社會的我們，在被殖民者強力「侵占」的情況下，在很多方面，我們都已經不再是前近代的那個東亞社會。STS後殖民研究強力批評：那些殖民國家太中心，同時，我們必須完全關注在地脈絡，但是，又同時，我們不能忘記「比較研究」。正是在這些宣稱上，東亞研究者總是動輒得咎。作為東亞的研究者，我們被要求：要和西方的案例進行比較。但是，這是不是真的那麼必要？如果我們看看西方學術圈，我們就會哀嘆：為什麼我們要做這麼多事？西方學術圈不需要顧及其他地區怎麼發展，怎麼建立起他們的在地知識，他們只需要關注、研究西方自己的在地脈絡。然而，台灣STS教育，很大程度，還是要閱讀他們的經典（對我來說，西方學者關注殖民地，完全是因為學術政治的原因：找新的領域當大王）。問題是，當我們在西方STS研究中，得到「科學知識與在地脈絡息息相關」的結論之後，我們還需要多讀什麼？如果我們相信STS的教訓：「世界上沒有真理，知識來自於社會」，那我們何苦一直想要進入真實世界的「學術中心」？我們總是自問與擔心：亞洲社會如此這般，西方是不是也如此？這些問題，西方學者其實不太在意。我的意思是，我們一方批評西方中心，一方面卻又一直有著身為邊緣的焦慮，這是何苦？我們該做的，不是比較，而是把自己假裝成中心，不需顧及西方世界的情況，仔細搞本土的案例（當然，還是要知道西方知識進入台灣的情況，但這不意味著要做「比較」）。這可能會被質疑：你批評中心觀點，那為何自己想要成為中心？這不是個問題，因為我說的是「假裝」，因為唯有在假裝的情況下，在地知識的流動與影響才會被看見，也才能被研究。反過來說，即使東亞研究真的變成中心，也不意味著「假裝法」會自失立場，因為假使如果每個地區都因為「假裝法」而真的變成學術中心，那麼在遍地「中心」、「中心」山頭林立的情況下，還有中心／邊緣的問題嗎？當然沒有。就像STS需要更多的「政治」，STS也需要更多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