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STS的可能性：「中心／邊陲」問題

東亞STS的可能性：「中心／邊陲」問題



◎洪靖



簡單地說，知識生產是帝國主義重要的操作場域之一，因此批判知識分子去帝國的工作必須首先在知識生產的場域中進行，改變當前去帝國運動不得有效啟動的知識生產狀況。——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頁337。



我們很難否認，西方知識（理論、實作）一直是當前的學術主流，面對這樣的狀況，台灣的學者，甚至，亞洲的學者，都會感覺到焦慮、掙扎、與猶疑。我們有沒有自己的主體性？有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知識？我想，在「科技與社會」（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研究領域中，某種程度上，也因為這樣的焦慮，使得我們開始去談一個知識生產的可能性：東亞STS。



一方面，Latour認為，過去西方用「自然／社會」的區分來看待世界，以致於這種區分變成了衡量「文明」與否的標準，這使得除了西方之外，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多半變成了需要被觀察、被研究、甚至「被啟蒙」的異文化，Latour強調，我們應該放棄這種區分，沒有所謂的「自然／社會」，只有各種「行動者」所連結而成的網絡。[1]Latour的建議有其貢獻，但卻也帶了問題：如果僅僅只是網絡，那麼中間的權力關係、不平等結構，可能會因此而隱匿或躲藏起來。另一方面，Anderson則認為，我們應該消彌過去「中心／邊陲」的觀點，將知識的流通視為雙向而非單向的關係：知識不僅由帝國（中心）「擴散」至殖民地（邊陲），殖民地的知識也會流向、反饋到帝國。[2]但這也會有個令人憂心的問題：如果「知識」（尤其是科學知識）的定義，仍然在西方範疇之內，那麼會有多少能夠在殖民地能夠被操作、被使用、被安排的「在地智慧」仍然被遺忘在「知識」之外？



傅大為兼取兩者優點，並排除其中可能的問題，他認為，以網絡的概念來觀察並理解科技與知識的流動情形是可行的，但是我們仍然要小心其中的權力關係，因此，我們必須奠基於歷史的基體，直接面對「帝國—殖民地」的歷史經驗。在這一點上，「東亞」確實可能是擁有一個「具體」（body），原因在於，中國、台灣、日本、韓國，四個國家有著共同的歷史經驗：日本殖民（或半殖民）。[3]傅大為強調，東亞的「日本殖民」經驗，和其他地區有所差別，相較於其他帝國（英國、法國…等），日本的殖民地與和本國相距並不遠，可以稱為「短帝國」，因此，這種短帝國的殖民操作、科技流通、知識交換，很可能不同於「西方」。而這種獨特性，或許可以有效地催生一個立基於東亞的STS。



我很大程度上同意傅大為的說法，我在這裡做的，是企圖提供比較多的討論，尤其是「中心—邊陲」方面的問題。基本上，在幾個案例研究裡（例如博物學、傳教醫學、殖民醫學）[4]，我們多把帝國定位為中心，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定位為邊陲，然後來討論科技與知識流動的情形。在這些討論裡，中心／邊陲的內部陣營（意即，包含的國家），往往是固定不變的。我覺得，在全球多重網絡交錯紛雜的情況下，或許我們有必要將這種中心／邊陲的陣營視為一種流動的狀態，亦即，作為中心的國家，在其他的參照點之下，它可能也是邊陲。例如，日本，可能就是個明顯的例子。在談到西方知識輸入日本之時（蘭學、明治時期的科技轉移、日本工業化）[5]，這時候日本所處的位置是邊陲，西方則是中心，但是一旦談到了日本的地震學研究、衛生蟲害、氣象、甚至卡拉OK，[6]這時候的日本則成了中心，而不是邊陲。這種參照點的不同，有助於我們討論的，不只是不同種類「中心—邊陲」兩者之間科技與知識互換的情形，可能還能讓我們去發覺某一國家，它如何掙扎於中心／邊陲的位置，科技與知識如入透過它流入／流出，更進一步，我們也能夠觀察，它如何將自己本來邊陲的位置，透過流入知識的在地轉化，然後將這個轉化過的知識流出，並藉此取得中心的位置。



我說的這種中心／邊陲陣營的流動性，還有另一個意思，也就是，這種流動性的視野，或許不只能夠用在研究過去的歷史，它也能夠做為一種「研究策略」。一般來說，我們在做案例研究時，總是被要求「比較」，通常，這個比較的對象指的是「西方」，或者，比較「先進」的國家。簡單來說，我們被要求以「邊陲」的情況來比較「中心」的情景。這種方式常常會造成一種奇怪的景象：第三世界的歷史學家常常覺得有必要參考西方歷史的著作，而西方的歷史學家則相對不會感受到這種必要性。如果我們能夠認知到中心／邊陲陣營的流動性，我們或許可以意識到，在其他的網路中，我們可能也是一個中心。就像我們常常無奈於西方研究幾乎很少需要比較亞洲情景一樣，我們似乎也不能讓「東南亞」感受到無奈。實際上，「東亞」常常理所當然的指涉「東北亞」，而「東南亞」被棄之於這個指涉之外，這個情況，似乎是一種西方帝國心態的重蹈覆轍。如果我們企圖不同於西方的STS，或許我們應該要發展出一種「更公平」的態度，除了「向上比較」之外，我們可以聚焦於廣義的東亞，進行「向下比較」。[7]



將自已視為中心來討論科技與知識流通的情況，並不意味著我們可能會在現實情況把自己變成帝國心態。把自己視為中心的好處是，我們可以看見一些不在西方定義下「知識」的知識。西方定義的「知識」，變得如此理所當然，並非想當然耳，「簡單地說，歐洲（發明的論述）是具有普遍性的，其他地方都是特殊性的體現，而這種認知的形成無法脫離歐洲對於世界的殖民來理解」[8]。因此，這種知識的「有效性」（能夠流通，或擴散）來自於帝國視野，只有從帝國的視角來觀看，這些「知識」才會浮現出來。所以，如果我們能夠中心自居，觀看哪些「東西」（制度、藝術形式、行為模式、思想概念…等）從我們的位置向外擴散，或許我們就能夠發現某些不再西方「知識」範疇下的知識，並且看到它們的價值。某種程度上，把自己視為中心，為的不是強調自己與西方平起平坐的能力，這種中心／邊陲陣營的流動性，為的是打散、重新分配所謂的中心／邊陲，甚至使之消失於無形。



我想在這裡，另外簡短地談一個可能：東亞語彙的使用。某次上課，施鈴瑄談到，她認為，在Latour的巴士德（Pasteur）研究中，巴士德的利器在於「他和細菌（炭疽菌）比較『熟』」。大家（包括我）當時的回應是，巴士德的能力在於「控制」細菌，跟細菌比較「熟」並不能夠說明他的力量來源。隨後，鈴瑄說明她的意思：「我們通常說跟誰誰誰很熟，意味著，如果你要找那個人幫忙做些什麼事情，你就必須要透過我」。這讓我覺得很有趣，我認為，兩方的討論，差異在於，鈴瑄是在亞洲社會官場文化的脈絡下使用「熟」這個字。我們的「熟」，暗示著認識、熟悉、甚至有影響力。這或許和Latour所說的「必要的通過點」（obligatory passage point）或者「代言人」（spokesman）差異不大，但是「熟」這個字眼的使用，似乎必須要在亞洲文化的脈絡下才能夠理解。同樣地，對於亞洲在地詞彙的注意，也反映在近期STS社群對於「疲勞」的討論當中。雷祥麟注意到，（跨國）疲勞問卷的設計，遺漏了一個重要的現象—疲勞的累積。原因在於，在亞洲文化（或中華文化）中，「積勞成疾」是一個大家慣用且耳熟能詳的辭彙，因此，這種疲勞累積的現象，或許在亞洲地區是能夠被體會、意識到的。[9]這或許意味著，不同文化脈絡下的辭彙，代表著一種不同的知識。因此，發展出一種根植於東亞文化的語彙，或許是一個發展「東亞STS」的可行道路吧！



                                        

[1] Bruno Latour (1994),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Warwick Anderson & Vincanne Adams, “Poco Technoscience,” in STS Handbook.

[3] Fu Daiwie (2007), “How Far Can East Asian STS Go?” unpublished.

[4] 博物學可參考Fan Fa-ti (2004),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傳教醫學可參考傅大為（2005），《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台北：群學、王秀雲（2007），“The Bound Foot as a Medical Problem and Specimaen, 1820s-1920s,” 未發表。殖民醫學可參考Warwick Anderson (1998), “Leprosy and Citizenship,” Position, 6:3, pp.707-730.

[5] 蘭學可參考Timon Screech (2002), The Lens within the Heart: the Western Scientific Gaze and Popular Imagery in Later Edo Japa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明治時期的科技轉移可參考G.raeme Gooday & Morris Low (1998),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ultural Exchange: Western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encounter Late Tokugawa and Meiji Japan,” in Beyong Joseph Needham: STM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Osiris 13, pp.99-128. 日本工業化可參考Miwao Matsumoto (1999), “Reconsidering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Marine Turbine Transfer at Mitusbishi,” Technology and Culture 40(1): pp.74-97.

[6]日本地震學研究可參考Kim Boumsoung, “Seismicity Within and Beyond the Empire: Japanese Semism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Taiwan and its Global Deploymwnt, 1895-1909,” unpublished. 衛生蟲害可參考Setoguchi Akihisa, “Controlling Transmitters of Diseases: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tropolitan/Colonial Environment, 1920-1945,” unpublished. 氣象可參考塚原東吾，“Meteorology on the Southern Colonial Frontier of Japan’s Empire: Ogasawara Kazuo at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unpublished. 卡拉OK可參考Otake, Akiko and Shuhei Hosokawa. 1998[2001] “Karaoke in East Asia: Modernization, Japanization, or Asianization?” in Karaoke around the World, edited by Toru Mitsui and Shuhei Hosokawa, London: Routledge, pp.178-201.

[7] 這裡的「上」、「下」，是在目前的學術情境下使用，並不意味著我認為西方與東南亞確實有位階的上、下差異。

[8] 陳光興（2005），《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頁350。

[9] 雷祥麟（2007），〈你曾不勞而倦嗎？兼論積勞成疾的體驗與疲勞量表〉，《科技、醫療與社會》期刊，第五期，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