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人曾參與的民主戰役: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野百合 前言
撰文◎洪靖
上課、睡覺、考試、寫報告、打電動、跑社團…,放眼所見,清大學生的生活重心不外乎是上述幾項。對於清大校內公共事務、學校的發展走向關心的人只佔少數;若要談及國家發展、政治現況,能夠言之有物的人更是寥寥可數。不只是清華大學,全台灣的大學都有相同的趨勢。大學生應該是所有年齡階層中,最有熱忱與衝勁的一群人,不畏懼於體制的衝撞,只願為正義與公理發聲;然而目前台灣的大學生對於國家社會不再有理想,對於公共權益更是時常冷眼旁觀,只在乎自身的利益似乎已是理所當然的事。
當最能夠帶領國家發展的一群人只剩下冷漠的臉龐,社會大眾又如何希冀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
本文試圖讓現在的清華人瞭解,十五年前的清華並不是個冷漠的地方,這裡的學生不只唸書、做研究,他們還有一顆追求正義與公理的心。藉由一窺往年的清華人,或許能夠喚起我們早已淡忘、喪失已久的公共意識。
氛圍
1990年,第七屆總統改選,在「動員戡亂臨時體制」籠罩的氣氛之下,國家總統的產生必須經由「國民大會」所選出,這種在現今被視為違反民主常態的威權體制,在當時卻成為了台灣政治民主化的一個轉捩點。
台灣學運與社運團體在3月10日聯合簽署一份《還政於民、重建憲政》的聲明,內容指出政治危機並非來自權力分配的鬥爭,而在於憲政體制,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臨時條款與國民大會的存在。
積雲
3月16日,約在中午十一點,當時台灣最大的反對黨—民進黨—黨主席黃信介,前往總統府遞交《解散國大抗議書》時,被憲兵從總統府架走。這件事引發民進黨立委的不滿,同聲譴責國防部以及當時的國防部長郝柏村。隨著此事傳開,各地開始出現抵制國大的行動:台中市教育會、工業會、消費者權益促進會發起「全民暫緩繳稅,罷免不肖增額國代」的運動;高雄市議會做出「抗稅」的決議;婦女團體呼籲社會大眾在家掛上抗議布條,進行「陽台上的連署」。
傍晚五點,在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牌樓左側牆邊,有三個大學生靜靜的坐著。跟上述各地的行動比起來,這幾個大學生顯得格外的寧靜、平和。他們頭上綁著黃色的帶子,手裡拉開了「同胞們,我們怎能再容忍國代皇帝的壓榨!」的布條。到了晚間六點,抗議學生人數漸增,其中有一位學生在頭上的黃帶子上以簽字筆寫著「還政於民,重建憲政」。
隔日清晨,廣場指揮中心成立,正式揭開三月野百合學運的序幕。
風起
3月17日,傍晚時分,靜坐學生人數已達兩百人。圍觀民眾越來越多,學生向他們表示:「捐錢不是我們最需要的,如果大家愛這個鄉土,就請坐下來,五、十分鐘都好!」,在其他的民眾的應和下,有十多位市民也坐了下來。
十幾位教授主動發起「柔性罷課」,宣布自19日起將上課地點改至中正紀念堂,並定名為「民主教育週」。晚間廣場亦出現了清大的教授,表明同步參與柔性罷課的行動。教授們的支持使得廣場學生得到莫大鼓舞,清大、台大、政大、成大…等國立大學學生,紛紛開始呼籲同學參與支援,全國學運社團開始擴大動員規模。
而國民黨人士則因學生的靜坐而產生危機感,李登輝總統召集黨政高階層會議,成立「危機處理小組」,並透過電視發表公開談話,但學生仍然不滿,竟和圍觀的民眾一同唱起了台灣民謠。
深夜,廣場學生召開第一次校際會議。經過一番討論與協調,決定視情況展開絕食行動,並訂定靜坐行動的四大訴求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民國是會議、擬訂政經改革時間表」。
3月18日,上午八點,學生們擔心下午民進黨的造勢集會可能遭到憲警強力鎮壓,甚至會有群眾藉機混入學生區域,製造混亂,因此劃分了「學生靜坐區」、「聲援朋友靜坐區」,記者進入亦需佩帶識別證。與下午民進黨動員數萬群眾的造勢集會相比,廣場學生的自治行為表現出超齡的政治運作,以和平理性態度,一方面擴大靜坐的參與,一方面則藉由討論來形成共識、進行決策,並發表《廣場通訊》與社會大眾進行對話。「自由、和平、隔離、秩序」四大原則,成為學生靜坐抗爭的基調。學生們這種自我教育與組織的工作,充分代表了學生自治的精神,更宣示了學生運動足以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
晚間十點多,李登輝召開非正式應變會議,表示有意願到場探視學生,但與會人員紛紛勸阻。凌晨兩點,宋楚瑜、毛高文等人到場繞視,並帶來了李登輝的親筆函。隨後,研考會主委馬英九到場進行短暫的對話,但無法順利與大學生們取得對話焦點。
3月19日,在學生自治組織、學運社團、教授群的集體動員下,廣場學生人數急遽增加。上午十點,十幾名學生開始進行絕食,有人就說:「我將絕食到廿一日,也就是總統大選之日,希望李登輝總統能在選舉前與我們對談,但絕食僅代表個人的意思,希望有志者能一同來響應!」。
傍晚時分,廣場學生突破三千人。
晚間十一點,校際會議通過「野百合」為三月學運之精神象徵,其意義如下: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象徵台灣自主性。
「草根性」: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四處可見,反應了草根性。
「生命力強」:她即使生長於惡劣的環境,仍舊堅定地綻放。
「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正值此時。
「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一般。
「崇高」:在魯凱族裡,她是崇高尊榮的象徵。
「野百合」的定名正代表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包含了對台灣實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國人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公不義的勇氣與毅力(生命力強)、年輕人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崇高的道德理想(純潔)、以及所有參與者人生中的榮耀(崇高)。
雲湧
3月20日,國民大會選舉第八任總統的日期漸漸逼近,無論是廣場學生抑或各地民氣,都顯得焦慮而浮動。凌晨一時許,校際會議召開,由於學生人數已達五千人,人數只有七人的決策小組其代表性遭受質疑的情況下被迫改組。決策小組由原來七名擴增到十二名,廣場指揮和決策系統順利完成改組。另一方面,由於情勢的演變,隱約可看出情況可能已超出學運幹部的社團與運動經驗。在為了確保決策是集思廣義下的合理成果,校際會議正式通過增設「研究生諮詢小組」與「教授顧問團」。
早晨九時半,行政院派政務委員黃昆輝、研考會主委馬英九赴廣場探視學生,但不被學生所接受,並要求李煥院長親自前來。立法院甫開議朝野立委即頻頻發言對學生靜坐活動表示關切,而各地的議會亦用捐款慰問及靜坐等方式持續聲援學運。而總統府方面則發出新聞稿,指出「李登輝總統已決定召開國是會議,以處理憲政體制與政治改革的問題,並訂定改革時間表」。這是統治者對三月學運之四大訴求首次的正面回應。
教育部長毛高文開始呼籲各校,勸導學生返校上課。但此時廣場氣氛詭譎不安,蠢蠢欲動的激烈行為可能爆發,而身楚指揮與決策中心的同學心裡更是忐忑難安、七上八下。
3月21日,凌晨,由於意識到學生運動可能變質,因此如何光榮收場便成為決策小組會議中重要的議題。經徹夜交換意見,抗爭底線訂定為以下三項:
(1)李登輝必須具體肯定這次學運。
(2)在國是會議中,公平邀請各方人士討論國是,對於學生的所提的四大訴求應提出有效解決方案。
(3)於總統先生明確認可以上二項要求後,學生即結束靜坐活動,否則將堅持原則繼續抗爭到底。
(4)總統先生最遲必須於22日下午二點前回應。
上午十點早過,預計十點要公布的「抗爭時間表」仍未見公佈,廣場學生情緒開始浮動。然而,此時的廣場並沒有因某些冒進的勢力而使運動激進化,反而呈現一種相互牽制的和平局面。
李登輝決定於下午時在總統府接見學生代表。靜坐學生透過各校討論的機制,形成與李登輝會面的四點要求共識:
(1)請李登輝總統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以及學生所提的四項嚴肅要求,並對全國民眾發表。
(2)在第八任總統就職組閣一個月內召開國是會議,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必須討論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3)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李總統明確同意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若李總統不能對上述要求做肯定答覆,我們將堅持原則,持續抗爭。
(4)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高度關切國是會議,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在台灣未能測底民主化之前,我們絕不停止奮鬥。
會談過後,學生代表要求會談錄影必須帶回廣場公佈給全體同學,但錄影的新聞局人員表示帶子需在十一時才能送達廣場。
撥雲
3月22日,過了子夜,看完與李登輝見面的錄影帶,三三兩兩的學生開始離開始離開廣場。有的同學認為會談結果並不理想,想繼續堅持下去,但沉重的無力感與挫折感使他們感到茫然,於是他們放棄了。有的同學對於李登輝的回應感到滿意,認為靜坐目的已達,因此也離開了現場。有的同學則是在經過幾天的不眠不休抗爭活動後,身心都感到極度的疲勞,看到有人已經離開廣場,於是也跟進離去了。
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佈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指揮中心開始安排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六天的三月野百合學運。
後話
事後執政當局召開國是會議討論有關於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及改革時間表,確實接納並執行了學生們所提出的改革建議。相較於中共在六四天安門事件時無視人權進行強迫鎮壓的做法,由台灣大學生們發起的學運顯然獲得和平理性的解決,實為台灣民主化歷史過程中一重要的里程碑。
雖然在野百合學運過後,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不曾再出現過當時的參與靜坐大學生,也沒有再一次的大規模學運於此上演,然而當時高舉理想大旗的四大訴求,逐漸內化成台灣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接下來的十幾年,台灣完成了國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權的和平轉移。然而,當年野百合學運所指出的台灣憲政危機,至今牽動著台灣未定的前途。
歲月蒼蒼,轉眼十五年,台灣野百合的精神,就有待現今與未來大學生重新點然後起的青春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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