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不只是身體：從台灣的身體史出發
—以《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為本（二）
◎洪靖
規訓與異質帝國
本文開頭說過，「監禁」是規訓的一種主要手段。而醫療上的「規訓—監禁」在1930年成立之更生院的醫療成果與盛名下，更顯得張牙舞爪。在這裡，我將引進其他關於更生院的討論，以求完備及增加理解[21]。
更生院主要的矯治對象是阿片[22]吸食者，也就是現今被我們視為有毒癮之人。然而，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台灣社會，阿片吸食者的形象並非如此的負面，當時甚至有「阿片君子」的稱號，諸如連橫、蔣渭水都是阿片吸食者。似乎，當時的阿片所扮演的角色有乎有點類似現今的酒，適量用之並非壞事，唯有過度才會有害。
第一位有系統研究阿片成癮症狀的醫師林清月（1883-1960）認為，阿片吸食成癮主要不在於阿片本身的毒性，「與其說這是種弊病，不如說是社會組織的缺失」[23]，由於當時缺乏「文明的」娛樂場所（圖書館、博物館…），因此人們消遣時光的方式就是去妓樓尋求娛樂，而妓樓本身就是就是個「阿片窟」。另外，我們也可以從林清月的書寫看到他對阿片吸食者的態度：
賭博喻於利，猶比諸小人；阿片出於情，而不失為君子。就吸阿片之中而詳查之，亦有多樹之偉人在焉，賭博則不然。吸食若有定性、食有定量，雖吸食多年，亦不見為害。以其彼神經無病，富有感覺及推考力，於衛生上多所注意，日食充足，起居如常，身體健全，精神暢旺，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能得，恬然自思而推考之，其判斷力之精確，實令人可讚賞。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林清月的眼裡，阿片吸食者的形象是正面的而非負面的。然而這個「阿片君子」的形象在杜聰明之後發生了改變。
杜聰明（1893-1986）被視為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亦受到相當的敬重與推崇，然而恰如馬偕，杜聰明將「規訓—監禁」的阿片矯治所—更生院—豎立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杜聰明早在開始做研究之前，就已經對於阿片吸食者抱持著負面的態度，也因此，他所做的統計資料錯誤百出，甚至為求符合他的「定見」而刻意忽略某些數據。結果，這些看似科學的數據又反過來加強杜聰明的偏見，促使總督府與他配合成立更生院。而更生院所獲得的巨大成功，使得杜聰明取得了更為強大的發言權，把阿片吸食者的負面形象全面推展到台灣的每個角落。
回到《亞細亞的新身體》一書。相較於其他療養院，例如治療癩病的樂生院以及結核療養所，何以更生院能夠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作者認為，主要與當時殖民政府的態度以及更生院本身的特質有關。當時，礙於國際觀感，殖民政府為了表示作為殖民者的人道與對被殖民者的照顧，因而全力支持更生院的運作，更利用政府的強制力將阿片吸食者強迫送進「完全隔離、嚴厲監視」的更生院裡頭。政府之所以願意做這樣的「投資」，則是因為更生院本身的特質所造成的治療效果。更生院與其他療養院的不同，在於它的隔離是短暫的。矯治阿片癮者所需要的時間一般而言只需要一到兩個月，反觀其他療養院，通常需要花費數年的時間，樂生院裡頭的癩病患者甚至必須終生隔離。在這裡，更生院作為展現「規訓—監禁」的圖像變得十分清晰，這些阿片癮患者「如同監獄規訓後的模範犯人，重回社會，重新做個『有用』的人，他們的影響，可以深入到這些『新身體』的固有家庭與社會脈絡去。」（p.185）
我們可以看到，樂生院與結核療養所呈現的是一種帝國治理的「無力」，而更生院則是殖民權力與效率的展現，具有「國際櫥窗」的價值。作者將這個現象稱為「異質治理」（heterogeneous govermentality）：雖在同一個被殖民地，但「帝國的治理有強有弱，……。在強勢的地方，除了規訓效率外，甚至進一步成為展示炫燿的對象，但在弱勢與無力的地方，則其治理往往只是聊備一格，並保持沉默、甚至隱藏起來。」（頁188）我想，即使日本在台殖民期間所帶來的醫療體系時常為人所稱讚，然而異質治理所呈現出來的不平與缺憾，的確是我們必須重新看待與檢驗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許宏彬（2005）將更生院與拉圖（Bruno Latour）所說的巴斯德式實驗室並列，做了一個有趣的對比。什麼是巴斯德式實驗室？根據拉圖（1983）的研究，巴斯德式實驗室消彌了內在／外在、巨觀／微觀、可見／不可見的地位不對等。炭疽病曾經對法國牛隻帶來嚴重的問題，在當時，專注於研究炭疽病是統計學家、獸醫，而不是什麼細菌學家，這個病更和實驗室沒有什麼關係。「當時疾病被視為一個具有高度地域性（local）的事件，因此研究疾病時必須由多種面向同時下手，綜觀全局地考慮可能影響疾病的一切變因，包括土地、風、氣候、農耕系統，甚至考慮到特定的田地、動物和農夫。」但是巴士德卻扭轉了這個情況：他將炭疽菌從農場帶回實驗室，並利用「細菌養殖術」將炭疽菌大量繁殖，行動至此，巴士德將炭疽菌從原本的「生存網絡」中剝離，同時讓它從「不可見」變得「可見」。原本炭疽病菌在農場時，它必須面對許多競爭者，因此炭疽病的嚴重與否，或炭疽病菌是否這麼容易達到致病效果，都不是單一因素可以決定，然而被帶到實驗室的炭疽病菌，卻可以在一個無競爭者的環境中大量繁殖，然後巴士德再將這些炭疽病菌注射入動物活體之中，製造出一個小規模的炭疽流行病，由此，巴士德展示了一個結論：炭疽病菌變成了致病的唯一因素—只要有炭疽病菌存在，就會有炭疽病。同時，原來在髒亂農場中的炭疽病菌是隱藏的、不可見的，然而在實驗室裡頭，我們能夠看到細培養基上大量繁殖產生的「菌落」，原本如此捉模不定的因素，現在則變得清楚可見。更重要的是，巴士德翻轉了人們在面對炭疽病的「無力」：在實驗室裡，科學家們能夠任意操控細菌，全在一己之念。於是巴士德，還有這群來自實驗室的科學家們，成了力量的象徵，他們是人類戰勝病菌的「最佳通口」。
同樣的，杜聰明將原本藏身於社會中「不可見」的阿片吸食者，帶進了「完全隔離、嚴厲監視」的更生院之中，使得他們由強轉弱，變成清晰可見的被觀察者。杜聰明將這群阿片吸食者從他們的生活脈絡中剝離，「不再需要去考慮吸食者的工作狀況、娛樂習慣、交際情形；在更生院裡，每個吸食者都是一樣規律的作息、飲食、出入。」，也因此，阿片吸食產生的「禁斷症狀」變成唯一因素：只要根除禁斷症狀，阿片吸食者就會消失。很顯然，杜聰明根本不去問「他們為什麼吸食」這個問題。另一方面，杜聰明做為一位「科學家」，他能夠任意操控這些阿片吸食者，在他們身上使用藥物，甚至有時刻意加強他們的症狀，觀察並做成紀錄。「阿片吸食率」作為殖民政府是否人道的國際判准，更生院與杜聰明成了總督府力量的象徵，他們是邁向「健康台灣、健康國民」的最佳通口。
讓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觀看杜聰明與巴士德的「實驗室實作」。根據溫納根據連敦．溫納（Langdon Winner）（1986）的看法，「技術物」往往都被視為與科學一樣客觀而且中立。但是其實往往不是如此，即便是一個被視為「低技術」（相較於我們談論的高科技）的技術物，其所產生的政治效果[24]亦不能輕易忽略。例如摩西斯（Robert Moses）在長島所設計建築的公路，它使用低架橋的設計，藉此使得中下階層黑人時常搭乘的公共巴士無法通行，進而阻止這些人前往瓊霓絲海灘（Jones Beach）的可能性，以確保這個海灘是擁有小汽車的中上階級白人的休閒勝地。由此可見，一個不顯眼，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低」技術物，它所產生的政治效果不一定會小於我們成天談論的高科技。從溫納問文中分析，技術的政治性的產生，可分為兩條路徑來觀察：第一、在製作技術物的過程中，就已經預設了（可能刻意，也可能無意）只給某些人使用的權利，因此造成該技術物有「排他性」這樣的政治效果。第二、另外一種情況，則是技術物在被使用時才產生政治效果，這則與使用者和使用的方式有關。
如果我們從溫納的角度出發，「實驗室實作」就不單純只是一個操作過程，而是一個把細菌、病人轉化成「技術物」的過程。在巴士德的實驗室中，尚未被清楚呈現的炭疽病菌並不能夠用來產生政治效果，也不能讓科學家藉由操縱它們來改變什麼，但經過細菌養殖術後的「可見」病菌，卻實實在在成為了溫納所說的「技術物」，而其所帶來的政治效果亦圍繞著它的周圍慢慢增長起來。杜聰明則是利用各種加強阿片吸食者負面形象的「技術」，直接將阿片吸食者轉化、再現成為一種受掌控的「技術物」，以達其進行政治運作的目的。細分巴士德與杜聰明兩者，我們大概可以說，巴士德較為接近溫納所說的第二種進路，意即，炭疽病菌被「可見化」的過程中，其實並未有明顯的考量或預設，政治效果的發揮與顯現，實際上是取決於「可見的炭疽病」被使用的過程；而杜聰明則較類似於第一種進路，也就是說，在把阿片吸食者變成可供操弄的技術物之前，杜聰明早已有所預設與企圖—呈現阿片吸食者的負面形象，如果不是有這樣的預設，則隨之而來的政治效果將變得不可得，也失去其著力點。
婦科的手術技藝與女體切割
相較於其他國家，在台灣，各種婦產科相關手術的動刀比例一直非常的高，甚至「推到一個具有國際高知名度的地步」（頁192），我們必須問，這種傾向外科治療的作法，是否真的適用於面對各種婦女疾病的婦產科？在歷史的回顧下，是不是有什麼必然的原因，使得台灣婦產科走向這種「切割女體」為主的治療方式？
在台灣，1950與60年代，以開刀著名的，大概主要就是徐千田流派。作者在書中討論了兩個徐門的開刀手術：其一、墮胎術—子宮擴刮術（D&C）；其二、子宮頸癌廣泛性切除術。在本文稍早的討論中，婦產科之所以興起的原因之一，就是戰後墮胎術的流行。當以接生為主的產婆在面對婦產科醫師高成功率的子宮擴刮術時，幾乎沒有太多與之競爭的能力，隨後婦產科醫師即成為有權對女性身體說話與治療的人，就此時間點看來，子宮擴刮術或可稱作台灣女體面對切割的濫觴。有一個在婦產科醫界的說法或許彰顯了子宮擴刮術和女性身體的關係：「一個婦產科醫師沒有穿破幾個子宮的經驗，其D&C是不算畢業的。」（阮正雄，1997）在這樣的說法裡，我們驚訝地發現，女性身體在面對這些墮胎術時，顯得如此的無聲與靜默，女性似乎變成一個被實驗與練習的對象，而醫療手術的熟練與否似乎建築在她們之上。
讓我們來看看子宮頸癌根除術。1960年代的台灣，子宮頸癌對於婦女而言是個嚴重的問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徐千田剛以自行發展的「岡林式開刀法」而逐漸成名，但是「當初在台灣研發岡林開刀法時，並沒有一個已經成熟而完備的岡林法可供隨時參考」（頁198），而且這門手術並不簡單，婦女有大量出血的可能[25]，換句話說，這意味著女性身體其實面對的是一個實驗性質頗高的手術方式。我們再一次看到，女性不只是被醫療的患者，同時也是練習、實驗的對象。另外，當時徐門在訓練婦產科醫師時，以三種手術作為基礎項目：D&C、剖腹產、子宮切除術。我們應該要問，做為一個婦產科醫師，這「三刀」是否一定有其必要、必須如此？根據作者評估，基本訓練不一定非那三刀不可，「一個婦產科醫師的基本訓練，特別是產科醫師，為什麼不可以是臀位產接生、雙胞胎接生、還有例如『無痛分娩』的相關技術與麻醉技術？」（頁205）作者同時批評，這些以切割女體為主的手術技藝，「建構了一個零碎化、身體部份可先後組合切割、容易剖開操作與再縫合的女體」（頁207），使得她們變成了「布娃娃女性」。我們可以想見，子宮頸癌根除術的成功，以及各種以外科手術技藝為主的訓練方式，相當程度形塑了台灣婦產科以外科手術為其治療主軸的特殊性格，同時更因為這樣的歷史慣性，使得台灣在1970年代才開始廣泛推行子宮頸抹片這個預防科技檢查，時間遠較其他國家晚[26]。
根據約丹諾娃（Ludmilla Jordanova）（1992）的看法，十九世紀開始興起的、以女體切割為主的手術，和十七世紀以來「自然」女性化的性別偏頗，兩者間相互關聯。在前面的文章有提到，在西方的觀點裡，自然常常被視作外在於人的客體，但我們並未討論到其中的性別問題。在十七世紀以前，「自然」一詞的英文是中性大寫的Nature，然而到了十七世紀時，科學家們開始使用小寫的nature，同時在以第三人稱提及科學時，往往採用的字眼是she，這意味著自然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客體，它有了陰柔的性質，而科學家研究與揭發大自然，其實就像是在探索女性的身體一樣。讓我來看看一張有名且常遭非議的圖片（請見圖一），這是十九世紀法國科學院的一座著名雕像，它是一位雕刻家應科學院之邀，為呈現科學形象而做成，最重要的是，在基座上有一文字寫著：nature is revealing her secrets. 很顯然，這裡呈現出來的觀點是：我們揭開自然的面紗，如同揭開女性身上的布幔；我們尋求自然世界的真理，則像試圖觀看女性的身體。而十九世紀的病理解剖技術，也呈現出了相同的性別意識：當時被解剖的對象多為女性，而男醫師們透過手術刀切開女性的身體，打開身體表面一層一層的「膜」，然後藉由觀察體內的器官來得到關於醫學的知識與真理。本來，揭開科學的面紗就像掀開女性身上的布幔，然而現在，想要揭開醫學上的真理，則需要切開女性的身體，打開身體的「膜」。
從約丹諾娃的說法看來，台灣如此強調手術技藝的作法，在某種程度上看來，似乎也意味了一種對於女性身體的「宰制」與「掌控」。然而這裡可能有一些微妙的差異。雖然兩著都是對於女性身體的宰制，但在約丹諾娃的說法裡，切割女體是為了發現病因、找到病理學的基礎，這是一種對於醫學知識與真理上的追求，但在台灣婦科的手術中，切割女性的身體是乎比較像是一種表演、一種男性間的較量、一種男子氣概的彰顯與展現。怎麼說呢？在當時，子宮頸癌手術使用的是「腰椎麻醉」，一般而言只能維持兩小時，而且出血量最少也有五百毫升，幾乎很難用當時常從「血牛」抽來的兩百毫升血液來應付，因此「這項手術作起來，大家都非常緊張，有如臨大敵般」（張耀東，1995）也正因為子宮根除術的困難度極高，反而彰顯了徐千田「堅強的意志與不畏任何困難的魄力」（蔡明賢，1997）。由此看來，女性身體不單只是作為醫學知識應用與開刀技術運用的場域，在台灣，「它」還是男性婦產科醫師們表演、發揮、彰顯男子氣概的媒介。
【未完待續】
[21] 主要為許宏彬，〈從阿片君子到矯正樣本：阿片吸食者、更生院、與杜聰明〉。
[22] 阿片，即今天所說的鴉片，在日治時期則稱為阿片。
[23] 林清月，《阿片癮者ノ研究ニ就テ》，轉引自許宏彬，《從阿片君子到矯正樣本：阿片吸食者、更生院、與杜聰明》，頁125，科技、醫療與社會期刊，第三期。
[24] 根據溫納之意，「政治」意指在社會關係中，權力與權威的運作、佈局、以及伴隨而生的種種活動。
[25] 詳細討論見後。
[26] 舉幾例：美國，1956、紐西蘭，1955、日本，1962、英國，1966、印度，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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